解构主义揭示了这样的潜在可能性,即翻译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到语言的本质和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译文的价值或意义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即取决于译者对保留源语文化特色的意识,从而可以使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以更通达的方式来对待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解构主义改写了西方的翻译史,否定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这就很自然的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使译本语言成为了异质话语交汇的场所,同时建构翻译的文化身份。韦努蒂是过去的十几年里北美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研究学者,他批评在英语语境下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标准所形成的非英语文学范式。研究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有利于在英美文化中展现和重新审视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外国文化的英语翻译。但是,由于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替代的作用,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第一章“现代译论的科学观”是本项目的背景研究,这个背景突出表现为西方语言学的主流从描写具体语言的结构转向对整个人类的语言能力的解释。尽管乔姆斯基的论点并不意味着语言之间的翻译必定有某种合情合理的过程,但奈达有效地运用了语言学这一科学工具来为翻译服务,最终提出,思想“必须予以”修正,以符合不同语境中的概念图式。本文认为,就文学翻译而言,归根到底是一个语言的风格问题,更深一层说,是语言的民族性问题。如果说翻译的再创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源语文本形式或源语民族性的羁绊的话,译者和原作者就同处创作层面,这时的再创作就具有了伪翻译的属性。第二章“后现代译论的解构主义哲学观”并不是要用解构主义哲学思想来系统地描述翻译理论,但解构主义关于翻译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的思考对翻译理论家们显得特别重要,这不仅从概念框架上加深和开拓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哲学视野,而且获得全新的甚至是跨学科的方法论。本章分别阐述了福柯的谱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