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和解是一项动态的制度,执行和解一般指的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向法院提交和解协议的过程。里面既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签订的和解协议,也有公权力的介入。是一种一行为兼具两性质的协议。但是执行和解却在实践中遇冷。执行和解率在现实之中并不高。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于执行和解存在的问题的研究解决,以期提高执行和解在实践之中的应用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前,关于和解协议是否可诉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直到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明确规定了和解协议具有可诉性,与此同时,也带出了新的问题。首先,在立法层面上,执行和解的处分范围有待明确、在执行和解中实体权利能否全部放弃、以及程序性权利是否可以选择放弃的问题有待立法明确。和解协议生效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欠缺相关的规定,和解协议作为和解契约,除了要符合民法典143条的规定,其作为一个执行阶段的契约,也有其特殊的地方,我国的法律对其生效要件问题没有进行规定。其次,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具体救济程序有待法律明确的进行规定。即执行和解中当事人不服的,应当向哪里起诉、在何时起诉有待立法规定,对于被执行人的权利救济与申请执行人救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也有待解决。最后,就是法院对于自身在执行和解中的定位较为模糊。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界限,法院的公权力触角应当延伸至何种程度有待明确。为此,在对域外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借鉴了合理的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议进行如下的立法:确定执行和解的处分范围,即在立法上规定可以完全放弃实体权利,明确不可以放弃程序性事项、明确执行和解的效力、明确和解协议生效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完善执行和解的具体救济程序,主要是完善申请执行人的救济程序,同时兼顾被执行人的权利救济、明确法院在执行和解中的作用,明确其对于和解协议的签订过程,对执行和解的履行过程进行监督,保障双方信息流通畅。希望可以通过解决此类问题,提高执行和解在实践之中的利用率,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