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的变迁则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同农村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农业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主线,是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系统回顾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与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全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税政策的调整为线索,以时间为序,从纵向上系统梳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及后农业税时代涉农政策的走向。第一章简要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改革及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的农业政策的变迁历程。第二章在阐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政策调整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始于本世纪初的以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并对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效与意义做出简要分析。第三章首先总结归纳了后农业税时代相关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并分析了统一城乡税制的实现条件及实现路径,即当单位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农业不再是弱势产业,廉洁高效的城乡财政体系、税收征管体系建立健全之时,城乡税制一体化便可真正实现。其次,系统回顾了以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从农村基本制度层面深化和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同时也是农业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以农业税改革促进农民减负增收为线索,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的巨大变迁,主要表现为农民的经济变迁、生活方式变迁、生产方式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第四章阐述了新时期农村居民负担状况及收支状况的变迁,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的变迁。首先,通过对农民负担及收入状况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数理分析,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在波动下降,人均收入波动上升,农民群体内部及区域间收入不均衡,并分析了引起农民收入变化的各种因素。其次,通过对农民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变化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消费支出增长迅速,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份额下降,用于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逐年增加,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但农民内部、区域间消费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最后,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四个可以量化的主要因素(税费负担、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未来数十年中,税费负担对农民收入影响微乎其微,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促进农民增收有明显的滞后性,而工资性收入有替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五章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阶段性分析,反映了农民在新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迁。生产方式上,由传统单一的农耕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经营和多元就业转变,体现在农业耕种、个体经营、城镇就业的相互融合；生活方式上,由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生活方式转变。此外,通过对比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分析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得出如下结论：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而在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农民减负历史使命之后,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路径为通过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除农民“城市化”的各种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继而以大幅减少农村人口的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实现个体收入的增长。第六章揭示了新时期农村居民价值观念的变迁,正在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的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权威崇拜、封闭保守的经世心态和注重经验、安分守己的处世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农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价值观念在传统与现代间交织碰撞,表现在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家庭婚姻观念日渐开放；自闭、守旧观念淡化,开放、竞争、功利意识增强；宗法、迷信观念有所淡化,科学、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就农民价值观念变迁的影响因素而言,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此外,通过对农民观念变迁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价值观念不仅能够反映出农民对社会事实的认知,映射出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向,而且能够在自我调整中重构深化,在与社会制度和改革机制的互动中起到推动或是阻碍的作用。再者,本文提出应加强对农民群体的精神救助,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促进农民价值观念与个人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以避免农民群体在经济收入和价值观念上双重马太效应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