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散文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影响”为着眼点,从“韩欧”并举的角度研究“韩欧”散文理论对“桐城三祖”的影响。方苞、刘大魁和姚鼐在“韩欧”“道胜文至”、“文以明道”理论影响下,分别提出了“义法”,“行文之实、行文之道”以及“道与艺合”、“义理、文章、考证”,他们一方面强调文道一元论,注重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把散文理论的着眼点从“韩欧”以“道”统照“文”转为用“法”统照“义”,论述重心转向文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文学的本质。不仅如此,刘大櫆和姚鼐还在韩愈“气盛言宜”的影响下创立了“神气音节”和“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既强调作家道德修养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又从具体的文辞角度探索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揭示了实现“神气”的具体法则,让难以捉摸的“气”变得更为感性和具体。另外,方苞和姚鼐还在“韩欧”“峻洁”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雅洁”和“阴阳刚柔”,建立了完整的散文语言风格论。总之,由于受到相似的社会背景、文学思潮以及科举考试内容等因素的影响,“韩欧”散文理论直接催生了“桐城三祖”的散文理论,同时,由于受到“康乾盛世”政治环境、文字狱以及身份和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桐城三祖”对散文理论也进行了适时更新与发展。“韩欧”与“桐城三祖”在散文理论史上一前一后出现,前者开启了散文理论发展的新方向,后者对自“韩欧”以来所形成的散文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