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作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创举和重要组成部分,其目地在于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作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制度设计来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力量设定了不同的功能,但在制度运行的实践中,预设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既有研究从制度构造、应然功能和实践逻辑的角度分析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忽视了"检察权-行政权-社会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影响,不能充分解释制度预期和运行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以“检察权-行政权-社会权”为分析视角,对《检察日报》2014年到2019年报道的270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为研究资料,在系统梳理案件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缺乏约束力,行政机关的回应不积极,社会力量的参与不足,导致公共利益难获保障。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为:“两反转隶”的改革措施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权力,检察机关为了回应考核压力,借助案件数量提升影响力,这导致检察建议数量多但质量低,因而缺乏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由于行政资源匮乏,且遵循“怕出事”的逻辑,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的回应不积极;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严格限制了社会力量的起诉资格,社会力量缺乏参与诉讼的渠道,缺乏与行政机关直接沟通的渠道,再加上社会力量本身缺乏整合,导致公共利益难获保障。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力量的互动不畅,三者未能充分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未能形成合力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基于上述分析,应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考核指标、加大行政资源支持力度、赋予部分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建立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沟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