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得到高度重视,政策导向也越来越强调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作为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有效手段,将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绿色创新的重要践行主体是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高管团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高管是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直接决策主体,高管的背景特征会造就其不同的认知水平和行为偏好,从而使得高管做出的绿色创新相关决策体现出明显的管理风格。而已有文献大多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以及个人经历和心理认知等特征的视角出发,本文创新性地以高管的原生家庭同胞性别结构为切入点,探究其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体制机制背景下,董事长可以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施加极大的影响力,且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管理层的任命更加市场化,董事长的个人风格和价值观念更容易在企业绿色创新决策中发挥作用,因此本文以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究董事长同胞性别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20年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针对“董事长是否有姐妹”这一细化的同胞性别结构特征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企业所处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企业本身受到的媒体关注度对上述二者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从董事长的年龄、学历、是否兼任、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公司是否处于高污染行业等方面研究了董事长有姐妹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异质性。本文一系列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原生家庭中没有姐妹的董事长,有姐妹的董事长所在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更高,即董事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姐妹效应”;针对调节效应,本文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受到的媒体关注度越低,企业绿色创新的“姐妹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本文还发现,企业绿色创新的“姐妹效应”只在年轻的、学历更高的董事长所在企业中和处于高污染行业的企业中存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姐妹效应”同时也具有显著的“剂量效应”和“次序效应”,即董事长的原生家庭中姐妹数量越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相比于原生家庭中有妹妹,有姐姐的董事长所在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上述“姐妹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发现,相比于原生家庭中无姐妹,有姐妹的董事长所在公司面临更低的融资约束,原因可能在于董事长受姐妹同化,更倾向于具有关怀利他特质和较高的道德水准,因而会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从而缓解了公司与资金提供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传递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积极信号,因此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而更低的融资约束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双重外部性带来的企业绿色创新意愿不足的问题,从而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本文从“原生家庭是否有姐妹”这一视角出发,对董事长“有姐妹”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既丰富了管理层个体异质性的内涵,也充实了同胞结构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填补了有关高管同胞结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空白。此外,本文的研究成果为企业推行绿色创新战略,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提供了参考价值,为公司的利益相关方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管理层原生家庭同胞性别结构出发,对上市公司践行绿色创新行为的动机有更加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