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构融合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探索,目前有合署办公、合并设立、归口管理三种模式。机构融合造成现有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出现解释困境,其中尤以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问题为甚。党组织对外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是否应当接受司法监督及如何接受监督是机构改革前即存在的问题,党政机构融合后该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亟需理论作出回应。首先,通过对“湖北省公务员案”的争议焦点分析,得出湖北省委组织部以自己名义作出录用通知所以应当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结论,但由于组织部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而未被认定为被告,使得此行政争议出现“无被告”的情形,由此引出此案及本文将探讨的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问题。其次,通过分析三种不同类型“党政融合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表现形态,明确此后将出现更多的党的工作机关以自己的名义涉足公共事务管理领域的情形,又通过对党的工作机关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同类型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归纳分析表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尚未突破将党的工作机关列为被告的藩篱,基于此得出行政诉讼被告认定面临缺乏对党的工作机关和相关法律关系的覆盖的问题。接着,通过对党政机构融合背景下党的工作机关列为行政诉讼被告的理论逻辑、法律逻辑、实践逻辑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将党的工作机关列入行政诉讼被告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的结论。最后,对党的工作机关列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构建所处的困局进行分析,为了弥补现实情况与制度构建的理想愿景之间的差距,相对应地提出制度重塑的可行性建议,以此来推进现行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