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者”是源于19世纪巴黎并遍布全球的一类现代城市人群形象,他们厌恶资产阶级城市工业与制度文化,以“个人”为中心、以“感性”为标榜,追求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与城市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暖昧关系。在波德莱尔、本雅明等诸多理论家的关注与探究下,这一形象成为了考察现代性的一个特殊视角。本文以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不同类型的分类探析,梳理从“个人”的出现所致的游荡的发生到消费社会对“个人”的重新编码这一过程中,游荡者“感性”的发展与表征及其对“个人”实现的作用,以管窥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全文共分六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从新生代小说中密集出现的“游荡”现象提出问题,继而对“游荡者”概念及其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存在着一个以经典游荡者为核心的游荡者概念圈：最里层的是“漫游者的崇高偶像”,他有着反讽的姿态与强大的人格,以其对抗于资本主义粗俗生活的优雅姿态体现着诗意的生存；最外层的是处于游荡状态的都市人,身份模糊,精神萎顿,不断寻求着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折射出消费文化对主体的诱惑与压迫；中间则是由工业城市向消费城市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对立面的变化而产生的由私人性游荡者向公众性游荡者转变的文人群,他们承受着诗意激情与生存困顿的持续冲突,并不断发生转变。贯穿三者的是“不断寻求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的游荡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游荡者与城市形成的四种关系：对抗城市、发现城市、依赖城市与投降城市。厘清“游荡者”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阐释后,论文对当代文学中的游荡者形象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了以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为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最后概述了相关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以朱文、韩AI等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考察“寻找型”游荡者,他们专注于新价值的寻找。90年代从根本上扭转了“短20世纪”所形成的价值系统和历史观,由此导致价值的坍塌与追寻的欲望,寻找型游荡者们以“出去”为基本姿态,疏离于政治体制与商业体制,探寻着形而上价值的可能性向度。但“回家”之路被封堵,乡村与历史所表征的传统诗意也在城市的巨大吸附力下变质,“返回”变成了一种想象；身体的还原解放了欲望,也导致了性爱分离,欲望与虚空的无尽循环诱发了对性的超越性思考,但以怀疑主义为思想核心的游荡者们始终无法找到将“性”与“理想主义”结合的现实途径；由此,他们由对虚无的感受而堕入了“无聊”及对“无聊”的享受。朱文笔下的“小丁”是这一形象的集中代表。第二章从邱华栋、朱文等的小说出发分析“置换型”游荡者。此类游荡者悬置了对价值问题的思考,激活了对城市的视觉,并形成了新的现代审美观,以多元自我实现对一元化自我加以“置换”,以都市审美实现对终极价值加以“置换”。置换型游荡者的生成源于城市社会的快速发展及游荡者们对碎片化生存方式的认同,并以充足的好奇心、富于想像力的匿名的审美视角与对边缘世界的独特关切为特点。他们以“漫步”与“追踪”两种步态勘探都市,在漫步中摄取瞬间的美感、感受震惊、陶醉与孤独,在追踪中体验越界的快感,并通过“收藏”的方式建构一种“气息”,召唤一个“不仅时空遥远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邱华栋笔下的一类游荡者即体现了这种富于英雄主义气质的都市审美生存。第三章以刁斗及部分80后小说家的创作为主要对象探析“感觉型”游荡者。他们将身体感觉置于首位,重视行动,“不断追求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的游荡性是他们之为游荡者的最主要标识。审美范式从美感到快感的转化是此类游荡者生成的主要背景,全球性亚文化的影响及自我认同的需求是其生成的重要原因。感觉型游荡者从颓废主义出发,实践一种从快乐出发的“行动主义”,从身体到行为都突出“风格”以求自我表现。基于酒吧对感觉型游荡者的重要意义,本章将其游荡空间分为酒吧内外两种,他们在酒吧中追逐欲望,并通过各种超常行为力图将欲望个性化,酒吧外则主要以冒险与恶作剧的方式追寻越界的刺激、体验自我的生存。由于感觉型游荡者们快感实践的超前性与“被殖民化”,他们通过身体快感与意义重构这两种方式所实现的快感追寻,不免沦为了对物的包围与人的异化状况的一种仪式化抵抗。第四章从“美女作家”及其创作出发,聚焦于本雅明所特别关注的商业时代的文人与妓女,讨论“推销型”游荡者,分析商品逻辑对他们的归化。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蔓延导致了消费的性化与性的消费化,中产阶级趣味随之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是游荡者本身商品化的主要生成语境,他们以性感化、符号化与媚俗化为共同特点兜售欲望、招徕眼球,但又各有不同。妓女对欲望的兜售以解放自身的欲望为前提,并有着打通物欲与爱欲的努力,作为欲望对象,她们不仅针对性欲的满足,同时也被投射了越界、寻梦及自我实现的欲望,她们提供了打破禁忌、释放欲望的途径,但同时义是规训欲望的工具。“美女作家”是文人商品化的一个典型,她们以身体物质化与作品自传化为手段兜售欲望,同时以一种雕琢的优雅实现对这种欲望的包装,这种“个人化写作”恰恰体现了消费社会对个性的收编。结语部分从主客两方面分析了“个人化”贫弱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当代中国游荡者们对“个性”的追寻由于与传统的断裂和对西方文化不假思索的复制而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商业机制具有强大的收编力量,因此,游荡者们的“个人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姿态。但体制内精英阶层对创造性、想象力、自由、可能性等传统资产阶级无力过问的“审美领域”的介入毕竟表征了一种感性的关怀。可以期待的是,当真正的中国经验成为了游荡者们坚实的精神前提,“个人化”或将重新成为体制外的挑战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