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管制的政策实践始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美国。主张推行低利率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此来降低投资成本，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凯恩斯的利率理论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凯恩斯利率理论以及随后的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对此的争论都是着眼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短期经济波动。 在利率管制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发达国家的管制政策是其干预主义的膨胀性总体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则需要服从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压低利率降低投资成本，发展民族经济，一切政策均围绕着经济增长目标而实行。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鼓励发展中国家实施以进口替代战略为代表的工业化政策，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就需要辅之以利率管制政策。实际上，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低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政策除了按照政府的战略意图动员金融资源之外，低利率政策本身也是出于保持一个弱势货币以增加出口同时削减进口的战略需要。普遍认为，低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的金融政策对于日本战败后的经济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东南亚奇迹的创造中也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利率管制政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遭遇困境。1973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同时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他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走从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转变的道路。放松利率管制是麦金农和肖所讨论的政策重点。许多国家为谋求经济增长而废弃了长期采用的利率管制政策，尝试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改革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余的则仍然处于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之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曾经被广泛认为是渐进式改革成功典范的“东亚模式”的神圣光环也不复存在，人们开始对包括东亚各国在内的各国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利率管制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回顾，对利率市场化理论的梳理，以及对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比较分析，旨在寻求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践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 综观东亚及拉美各国的改革实践，政府主导改革进程几乎是东亚国家的共性。政府主导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控制着改革的全过程，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经济、金融资源的分配。这种改革所隐含的逻辑是，政府可以通过改革成本的适当分摊而将改革风险控制在一种潜伏状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各种条件或开辟新的改革渠道，来疏导和分散已经积累很高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如何抵制住按照自身的战略意图动员金融资源的诱惑。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要以任何形式影响金融资源的流向，就必然会对银行业的审慎性监管产生不良影响。相比之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改革过程中的潜在道德风险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尽管对后者的有效控制也是改革成败的一项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