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毛泽东图像研究在名目繁多的各类毛泽东专题研究中一直是个空白，这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意外的事。国内美术史论界对毛泽东图像的关注基本只限于将其视为新中国美术史壮阔画卷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国外的相关研究则偏重于“文革”，尤其是后毛泽东时代语言多元化条件下的毛泽东图像。因此，迄今为止的毛泽东图像研究，总体上说是零碎的，局部的，装饰性的，甚至是带有相当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这与作为中外美术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的毛泽东图像所要求于史论界的客观、全面与公正相去太远。毛泽东图像制作所逐渐形成的规模以及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已使其越出了纯美术的领域，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等待着史论界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清理，挖掘它产生的源头，寻找其发展的脉络，揭示其与现当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总结出它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之一的超常功能。本文正是这一既令人兴奋又颇具挑战的领域内的一次初步的尝试。 第一章以相当的篇幅介绍并论述了毛泽东由一介平民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历程，通过毛泽东个人所具备的种种主观条件，和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呼唤巨人这一外部要求，揭示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历史演变。而毛泽东图像的诞生正是对这一初升的“红太阳”真诚、朴素的形象写照。 第二章写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毛泽东由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的军事统帅、政治领袖，自然过渡为新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这期间的毛泽东图像全面热烈地图绘了毛泽东的这一角色转换，也间接地歌颂了以他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革命历史功绩，以及由他们建立的崭新的共和国。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成为建国后一切文艺形式奉行的唯一原则，毛泽东图像制作自然也不例外。但因为其内在的特殊性，毛像及其制作越来越呈现出超美术的特征，从而在组织者、创作者以及欣赏者的心中均造成有别于一般美术品的情感回响。毛泽东图像被赋予的不同寻常的政治美学功能，使它的制作在安全有保障的同时，也带有极高的风险性，成亦斯，败亦斯，甚至毁亦斯。尽管如此，与“文革”的极端性和非理性相比，建国后十七年的毛泽东图像领域大致还是温暖如春，阳光灿烂。 第三章是本研究的重点。正如“文革”本身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一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图像也是中外美术史上旷古未见的一道神异的景观。它既是“文革”的直接产物，又最为形象地强化了“文革”的权力意志和话语霸权，被无情而泛滥地用作造神的最便利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美术的；从官方到民间，从专业到业余，这是一条被公开宣传的、要求强制奉行的标准，由此也演绎出一幕幕令人感慨万千的悲喜剧或一出出让人兴味盎然的荒诞剧。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他由起初的鼓励或默许，逐渐变为反感和无可奈何。是毛泽东自己第一个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图像和他本人一样，被各种不同的人所利用，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本章由直接图像和间接图像两部分组成，毛泽东图像中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在直接图像中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四章论述后毛泽东时代，具体分为后“文革”、“′85美术新潮”、“′892现代艺术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复燃的“毛泽东热”，以及中国社会由政治型向经济型的转换等几个阶段。其间的毛泽东图像及其制作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维护、怀疑、追问、指斥、怀恋、戏说、赏乐、开发，而总的趋势是被边缘化。这是多元文化中的必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社会走出封建阴霾，逐步融入出界文明发展潮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