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研发、设计、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若干个独立的环节,并将每个环节配置于全球范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因而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分工参与国承担的只是产品价值链某些工序或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各国生产并出口的是产品的价值链环节,根据其承担环节对产品价值增值的贡献分享贸易收益。因而以增加值视角去研究当前国际分工及贸易收益问题显得重要而有意义。关于国际分工的基础或动因,主流文献大多基于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即相对成本差异的视角,然而从增加值的角度同样可以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分工参与国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分析,可以发现国际分工存在的比较效率原理,即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是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全球价值链定位(GVC‐Position)及出口产品结构是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前沿及热点,从增加值的角度出发,全球价值链定位反映的是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贡献。通过全球价值链定位影响因素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影响一个国家(地区)或产业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结构、国内生产配套水平及出口市场份额。基于增加值的角度,按照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国内增加值含量),一个国家(地区)的出口产品可以分为比较收益优势产品和比较收益劣势产品。构建出口优化度指标(EO指数),可对出口国家行业层面、双边贸易、多边贸易层面的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度量和比较。通过主要出口国家的EO指数核算,可以发现以电子及光电设备等产业为代表,区域贸易集团内部正形成明显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与其他制造部门相比,中国交通运输设备部门的出口优化度较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日本、美国大多数部门的EO指数相对较高,而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与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由于存在大量中间品贸易及要素跨国流动,传统贸易核算体系不能客观反映各国获取的贸易收益,采用增加值统计方法能有效核算出一个国家(地区)或产业的贸易收益。属地贸易收益是指按属地原则,一个国家和地区境内所有要素(包括国内要素及流入要素)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获取的收益总和。通过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的属地贸易收益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很大部分实现的是进口中间品生产国的贸易收益;通过中美双边贸易收益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下,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显著高估,而服务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明显低估;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收益分配中居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进一步通过属地贸易收益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的属地贸易收益水平主要取决于其出口产品结构,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于克服要素跨国流动影响的需要,有必要从要素国民属性的角度研究属权贸易收益,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更有意义。属权贸易收益是剔除流入要素对贸易增加值贡献的剩余部分,即由本地属权要素创造的贸易增加值。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入对中国出口产品全球价值链定位提升及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贡献显著,未剔除流入要素贡献的“中国制造”并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出口的真实竞争力。在贸易收益方面,流入要素的贡献明显高估了我国出口贸易的收益水平,属权要素贸易收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尚不及一半,按属地要素统计的出口增加值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取的贸易收益。出口产品的结构优化、出口产品(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提升,有利于改善我国属权贸易收益,而出口产品(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我国属权贸易收益将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已完成了全球价值链融入阶段,应加快进入全球价值链提升阶段,而加快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改善贸易收益水平成为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提升我国贸易收益水平,应进一步转变观念,更加强调贸易增长动力的内源性;进一步加强高级生产要素培育、加快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加强国内配套,增强贸易增长的产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