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它以天干地支为推演工具,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点明了生命与自然之间玄妙而可陈的关系,并积极探索两者之间共有的周期性规律。目的:通过系统研习《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及其两遗篇中关于民病发生特点的描述,结合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疫病情况,探讨运气理论所述气候、物候的改变与疫病发生的关联性,为科学而灵活地运用运气理论、发挥其在重大疫情中预测和防治作用提供参考,同时更好地拓展中医理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范围。方法:1.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整理研究《运气七篇大论》五运六气与疫病关系的论述,以五运主病、六气主病、运气相合、运气失常四大版块为纲,各版块下分别以五运太过、不及、郁发和六气所至、司天、在泉、客主加临、客主相胜、胜气、复气为目进行分类总结,各目下分别从木、火、土、金、水五行顺序;风木、君火、湿土、相火、燥金、寒水六气顺序;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戊、己亥干支纪年顺序论述相对应的疾病特点,从理论上剖析运气理论的深刻内涵,得出五运六气是古人在深入观察自然界气候、物候、天象等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长期临床经验而形成的经典理论;2.以唯物史观和实证史观为指导,整理统计明清山西疫病史料,结合干支纪年、六气时段和疫病病种,建立明清山西疫病年表,并将年表进行科学的预处理和除燥,使用access建立数据库,再利用统计分析平台(SPSS19.0)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出关联图表。运用宏观研究和重点例证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各时期情发生的重大疫情,对其内在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1.由明朝疫病年表可知,万历年间是明朝疫病高发期,最为严重为18次,波及总县次201次。从气候因素来看,旱灾、雨旱更替的异常气候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疫种主要以大头瘟和喉痹为主。经过统计学分析处理后,可以看出明朝疫病流行和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有明显的关联性,具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万历五年(1577)以前,气象灾害以小规模的旱灾为主,史料和地方志对当时异常的气候和物候并无详细描述,可认为无大的疫病发生;万历八年至万历十六年(1580~1588),疫情发生的频次和波及的总县数达到该朝的第一个峰值,万历十三年至十六年(1585~1590)年的春夏最为严重;2.由清朝疫病年表可知,同治光绪年间为清朝疫病高发期,为38次,波及总县次为92次。从气候因素来看,旱灾、雪灾和异常气候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疫种以疟疾、霍乱和喉痹为主。经过统计学分析处理后,可以看出清朝疫病流行和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同样有明显的关联性,具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康熙四十年(1701)以前,气象灾害以小规模为主,疫病发生总体平均每年在15次以下;康熙四十年至乾隆六十三年(1701~1798),疫病发生次数和气象灾害次数为该朝最低值;乾隆六十三年(1798)以后,即进入清朝中晚期,气象灾害频发,疫病发生次数迎来史上最高值,超过了45次/年。最骇人听闻的“丁戊奇荒”就出现在这一时间段。讨论:运气理论的形成是古人对星象、气候、物候的大量细致的观察和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天干地支只是其推演工具,运气理论在运用时不是仅依靠数的推演,这是大部分对运气理论的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人的误区;现代气象数据大大提高了运气理论预测疫病发生的准确性,但是仍要结合气象、物象、脉象、症象等综合分析;五运六气理论并不能直接无误的预测疫病的发生,而是通过对疫病发生条件的分析,合理地推断疫病发生的充要条件,“三年化疫”学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参考六气加临、运气交司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灵活运用。结论:运气理论中关于疫病发生前的气候状况和发病时的症候特点的描述,与现代医学中流行性传染病特征相符或相似,充分说明运气理论对疫情的预警机制和防治有重要的价值;通过结合运气理论对明清山西疫病的全面和重点分析,发现运气理论不仅可以准确预测疫病的发生,对疫病的治疗也提出相应明确的治则;“三年化疫”学说,将疫病的发生与之相近的几年的气候变化和运气规律联系起来,是五运六气理论颇具特色的核心学说之一。在运用时,首先要分析是否存在运气“刚柔失守”的前提,然后按照六气时段逐一分析其实际变化,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