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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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以来,全国范围内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明显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明显提高,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依然面临着秋冬季重污染天气过程频发的问题。《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首次提出大气污染通道城市的概念并将其称为“2+26”城市,自此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成为北方地区空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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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以来,全国范围内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明显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明显提高,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依然面临着秋冬季重污染天气过程频发的问题。《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首次提出大气污染通道城市的概念并将其称为“2+26”城市,自此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成为北方地区空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本文集中探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划定对于通道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机制。本文收集了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所属及相邻省份的空气污染监测站点2014年3月至2019年12月的空气质量月度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控制了气象条件、社会经济要素等控制变量对政策效果做出计量,结果发现,“2+26”大气污染物传输通道城市的划定促使这些地区执行更加严格的空气污染环境规制,有效改善了通道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为6.5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显著。本文还发现,通道城市政策效果在不同省份、直辖市有明显差异,其中北京市改善效果最为明显,AQI指数下降高达18个百分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通道城市相比非通道城市分别下降12.5、10.8、9.3、5.0个百分点均在1%水平显著。另外政策效果与城市所属通道具有较强关联性,东南通道政策效果最为明显,改善幅度约为10.4个百分点,西南、东部通道次之,分别为6.5、2.5个百分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政策效果还存在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根据计量结果,空气监测站点距北京距离每增加100km,政策效果减弱3.7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通道城市的政策效果的作用时间为秋冬季供暖期,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期间通道城市空气质量相对非通道城市改善11.1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显著,而5-10月时间段则未能找到通道城市空气质量更显著改善的证据。为此本文进一步探究了2+26城市空气治理政策的传导途径,通过在前述双重差分探究政策效果的基础上,加入是否处于冬季供暖期因素,使用三重差分的方法,进一步计量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效果在供暖期与非供暖期的差异,结果发现,冬季供暖期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效果相对非供暖期好8.2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显著,进一步验证了通道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作用时间为冬季供暖期。为进一步探究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政策的传导路径,本文收集了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政策的相关信息,以冬季取暖试点城市为实验组,以非试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为对照组,并控制气象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控制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计量清洁取暖政策对于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清洁取暖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改善辖区空气质量,改善幅度为4个百分点,北京市虽为2+26城市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其清洁取暖替代工作已于2017年基本完成,故未列入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也不符合平行性趋势假设的要求,故本文处于稳健性考虑将其排出对照组并对清洁取暖试点政策的效果进行进一步计量,结果发现,在北京市排出清洁取暖试点政策对照组后,政策对于试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由4.0个百分点提升为6.0个百分点,并在1%水平显著。因此本文认为清洁取暖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空气质量,即北方冬季清洁取暖替代政策为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传导路径。通道城市治理成本不平衡问题同样值得关注,通道城市中北京、天津等大型城市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依赖度较低,因此环保政策对其影响较小,而通道城市中大部分为三四线城市且相当比例城市对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依赖度较高,严格的空气治理目标可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冲击,如何平衡不同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间空气污染治理成本问题尚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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