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译”的问题一直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很长时间里，“忠实”是普遍接受的翻译标准。但文化转向之后，以原文或源语为中心的“忠实”或“对等”的观念遭到解构，人们纷纷撇开原文，单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寻找制约翻译（甚至“零翻译”）的种种因素。通过对现实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人们发现一切翻译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操控”下的“改写”。这种对翻译主体性的揭示，无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加深了对翻译现象的认识；但这种不作价值评判的对“为什么译”的认识或解释无法回答——也无法回避该“怎么译”的实际关切。也就是说，“描写”无法回答和回避实际存在于翻译活动中的“操控”和“改写”的合理性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提出翻译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有关“怎么译”的伦理问题上来。本文是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发出的微弱声音，主张具有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诚”是翻译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道德经》是中国典籍中重要的里程碑著作，因此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应以正确传达中国传统文化为首要目的。自1868年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诞生以来，其英译本数量不断增长，如今已超过百种。由于存在译者的文化背景，译本读者的差异性以及翻译时间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将必然使译本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而这些相异的目的导致了不同功能的译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确传达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首要目的的实现。因此论文中主要探讨阿瑟·威利和许渊冲英译本之间的不同，采取从“以诚立译”的角度分析译文的方法。本文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旨在通过对“忠诚”翻译观的讨论和分析来更好的指导译者的翻译。文章首先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文章的基本结构，然后对古今中外翻译标准的理论研究进行综述，为本研究之后的论述提供一个背景铺垫。随后介绍了“忠实”的翻译标准以及“以诚立译”的概念，呼吁应从“忠实”过度至“忠诚”。随后从“以诚立译”的角度出发对《道德经》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分别从语言、形式和文化层面分析两译者的忠诚度，探索符合翻译伦理标准的译者忠诚观。最后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在翻译中译者应以“诚”来作为翻译标准的结论，同时指出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的研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