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作为一项系统性工作,于企业、国家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从研发总量上来看,我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研发强度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愈加重视技术创新,针对企业研发激励政策频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一项相对普惠的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我国研发主体中,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占据主要份额,而企业研发主体中,中小企业占据绝大部分,贡献了60%以上的专利产出。而实际上,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以及外部环境限制,面临着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严重限制了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有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果的学术研究中也都建议针对中小企业设置更高的加计扣除率。由于研发的正外溢性,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社会研发总量未达到最优,需要政府进行一定补贴促进企业研发。而企业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差,在企业研发中处于弱势地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可增加企业可利用资源,平衡大中小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风险,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因此,提高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率具备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仍未针对研发主体特征进行差异化设置,存在后续改善空间。因此,本文针对提高中小企业加计扣除率这一政策建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及其后续政策的发布为一次自然实验,以政策对于我国中小企业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为视角,进而对该政策对于我国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进行分析,为后续的政策改动提供一定思路。与现有研究中直接针对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研究的方式不同,本文试图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研发的内部作用机制做出探索。与大型企业相比,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且由于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原因,其较难获取外源融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即为融资约束,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降低中小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来增加留存收益,缓解中小企业内源融资约束问题,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上即为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基础。本文以2015年-2019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DID模型及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内部作用机制以及激励效果进行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1）加计扣除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小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2）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率可显著促进其研发投入并可缓解其内源融资约束压力,但内源融资变量通过遮掩效应部分抑制了政策对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3）政策可显著促进低年限及高年限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且对低年限中小企业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但政策只对高年限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约束有缓解作用,且高年限中小企业内源融资变量同样呈现遮掩效应;（4）政策可显著促进非国有中小企业研发激励,对国有中小企业激励效果不明显,国有及非国有中小企业内源融资变量均呈现遮掩效用,但国有中小企业还有其他起遮掩效应的变量,因此尽管其内源融资变量的遮掩效应值较非国有中小企业低,但政策总效应仍不显著。在政策建议部分,本文建议提高针对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率,并可考虑根据企业年限、产权性质等实现差异化管理,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尽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内源融资约束问题,但却因为遮掩效应造成政策对于企业研发的总作用效果减弱,这其实反映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可能主要依赖于其向外界传递的积极信号,进而使得中小企业更好获得外源融资。此外,为促进中小企业研发,政府应针对融资及技术研发两个方面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本文也从内源融资以及外源融资两个角度给出相应的政策及措施建议,在内源融资端,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外源融资端,建议继续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化建设,适当降低中小企业外源融资门槛,丰富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科技型中小企业内源融资为切入点,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于企业研发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研发行为,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除针对政策本身提出政策建议外,还着眼于中小企业研发与融资约束相关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