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后2020”时期化解农村脆弱人群的疾病经济风险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村卫生资源对疾病经济风险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化解疾病经济风险提供优化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证据,并为促进形成化解疾病经济风险长效机制提供建议。【方法】（1）在理论层面,研究通过可行能力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确定了研究问题,根据社会剥夺理论构建了“省域—基层—农户—典型案例”的总体分析框架。（2）在省域层面,根据公开数据库利用因子分析和熵权卫生资源配置指数等方法评估社会资源和卫生资源的总体配置情况,利用相关分析和多水平回归分析方法初步探索卫生资源和疾病经济风险的关系。（3）在基层层面,依据乡镇卫生院的功能构建了研究的分析框架。利用问卷调查方式评估了乡镇卫生院辖区内农户当前（灾难性卫生支出）和未来（疾病经济脆弱性）的疾病经济风险,以及农户所在乡镇卫生院卫生资源配置的情况。使用结构方程分析了乡镇卫生院卫生资源对辖区农户疾病经济风险的作用机制。（4）在农户层面,依据健康贫困理论和抗逆力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运用问卷调查法获取农户卫生资源满足和感知状况相关数据,使用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进行验证。（5）在典型案例层面,通过个案研究法对选定的有健康问题的农户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分析了不同类别农户的疾病经济负担和卫生资源需求。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典型农户所在地区的县域卫生资源整合对农户就诊经济负担和疾病经济风险的作用机制。【结果】（1）在省域分析上,运用公开数据发现省域层面广义的社会资源与贫困发生率显著相关（β=-0.6,P＜0.05）,卫生资源与疾病经济风险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OR=0.51,P＜0.01）。（2）在基层分析上,卫生资源配置更丰富的乡镇卫生院,其疾病的治疗能力和管理能力反而更低,疾病治疗能力可以缓解农户当前疾病经济风险（β=-0.17,P＜0.01）,疾病管理能力对农户当前（β=-0.11,P＞0.05）和未来（β=0.12,P＞0.05）的疾病经济风险没有显著作用。（3）在农户分析上,对于常见多发病家庭,卫生资源不满足需求都会引起农户健康水平的损失（β=0.28,P＜0.05）和家庭整体健康经济负担的显著增加（β=0.72,P＜0.05）,而家庭的健康水平（β=-0.08,P＞0.05）和家庭的经济负担（β=0.02,P＞0.05）对农户当前的疾病经济风险没有显著的作用,健康损失会显著增加家庭未来的疾病经济风险（β=0.53,P＜0.01）。而重大疾病患者家庭的患者健康损失（β=0.22,P＜0.05）和经济负担（β=0.61,P＜0.01）均会显著增加未来家庭疾病经济风险。在农户感知横向比较层面,农户感知乡级和县级卫生资源的不满足状况均会对感知的健康改善和感知的家庭经济负担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对乡级（β=0.17,P＜0.01）和县级（β=0.31,P＜0.01）健康改善的感知会对“不合理的就诊意向”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就诊经济负担的缓解对就诊意向没有显著性作用,纵向比较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不合理就诊意向”通过不合理的就诊行为影响家庭当前（β=0.03,P＜0.01）和未来（β=0.01,P＜0.01）疾病经济风险。（4）在典型案例分析上,重大疾病患者家庭要兼顾费用负担和保障其健康能力,而常见慢性病等家庭要着重关注保障其健康能力的资源可及性避免疾病的恶化。基于制度设计、结构优化和组织重塑的区域卫生资源整合促进优质卫生资源下沉,提升了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促进形成了有序的就诊秩序,从而化解了农户的疾病经济负担。但是以“治病为中心”的卫生资源配置使得机构的疾病管理能力和针对特殊人群的特色服务能力不足,不利于持续化解疾病经济风险。【结论】（1）研究发现现阶段针对农村脆弱人群的“控费用”与“保健康”的卫生资源供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协调,据此,研究认为以多元协调的卫生资源投入促进兼顾“控费用”与“保健康”。（2）农户对卫生资源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间接影响农户的疾病经济风险,这可能与农村卫生资源缺乏创新性和特色性的供给方式有关。未来需要创新卫生资源利用方式促进优质服务公平可及,从而提升脆弱农户内生动力。（3）“治疗”和“预防”的卫生资源配置不均影响了化解农户疾病经济风险的效果,因此要兼顾“治病”与“防病”卫生资源的投入和利用以综合防范当前和未来的疾病经济风险。（4）不同疾病人群有多元的卫生资源需求,这需要提升多部门协同治理能力,对脆弱人群精准识别并提供适合其家庭综合发展能力的卫生资源,分类施策以精准满足家庭的不同需求。（5）卫生资源整合的导向会影响农户的疾病经济风险,需要以“大健康”导向和制度设计推动卫生资源整合改革,优化组织制度设计和促进特色性卫生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地区的综合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