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任何国家的教育只有在与世界教育的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美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784年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后的46年间,中美双方在教育上的接触几乎为零。直到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来华,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贝满学校,拉开了中美教育关系的帷幕。传教士来华的主旨是基督征服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在对中国文化和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传教的困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们转向了教育,借办学传播福音,中国教育的衰落也给传教士办学留下了地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开始了艰难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双向的冲突和回应始终伴随着中美教育关系的发展。美国传教士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掀起了办学的高潮,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发展成了以教会小学、教会中学、教会大学为主体的教会教育体系,它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参照,特别是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参照,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就是最好的样本。但教会学校始终没能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宗教性和教育的“话语权力”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留学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容闳就是在传教士布朗推举下于1847年1月赴美留学,中国留学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学成归国的容闳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促成了幼童留美,掀起了留美第一次高潮。经过约30年的沉寂之后,留美第二次高潮——庚款留美兴起,其中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经过中美双方努力,按照美国的意图,终于达成协议。中国的外交官梁诚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投资”战略初步实现,但并没出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归国留学生把美国教育思想、大学模式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中国教育模式从指向日本向美国的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教育变革进一步深化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以留美学生为主的中国教育界邀请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来华,杜威通过讲演把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介绍给中国,并设计了一幅以实用主义教育为底色的中国教育蓝图。孟禄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两位教育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对当时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实验热潮,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麦柯尔的教育测量等纷纷在中国展开,加快了中国教育的科学化进程。以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陈鹤琴为主的中国教育家群体,开始了中国新教育之路的探索,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论并成功运用于实践。胡适是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杜威教育哲学中的实用性、科学主义、思维方法等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观、文学革命等方面。他对中美教育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纵观中美教育关系的全过程,充满了变数、矛盾,体现出非均衡性的典型特征,这种非均衡特征正是研究中美教育关系的逻辑起点,以比较的方法,从教育的视角去研究中美教育关系,正是其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