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观的转变、刑罚轻缓化和非刑罚化的大趋势,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使不起诉裁量权逐渐成为检察官的一项重要权力。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能够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克服刑事立法的局限性、提高刑事诉讼的经济性。其实现样态包含相对不起诉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对应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两个制度。由于适用条件苛刻,实践中实际能适用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案件数量很有限,加之检察官对于行使不起诉裁量权还存在各方面的障碍,导致我国裁量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率一直都比较低,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其实还有很多刑事案件有适用裁量不起诉制度的空间。为了充分发挥不起诉裁量权应有的价值功能,有必要扩大两种裁量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对检察官怠于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情况加以防范。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防止权力被滥用而损害各方主体的权益。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不起诉裁量权的概念、理论基础,分析其对刑事法律体系产生的价值功能。第二章用于梳理并比较不起诉裁量权在不同法系、国家中的实现样态。第三章对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运行框架进行了重构。从案件范围,前提条件,程序要求三个方面出发,对适用对象、适用罪名以及刑度要求进行了适当的扩张,要求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应满足达到法定起诉条件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两个前提,且应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意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还应延长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时限至审判阶段。第四章对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进行了完善。将起诉裁量失范分为不起诉裁量权的殆用和滥用。对于预防殆用,本文主张通过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以弱化内部的层层控制,还应加强起诉书中有关不起诉裁量部分的解释说理以避免检察官不经裁量便提起公诉。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滥用于未达到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二是滥用于应被起诉的案件。对此应取消目前公安机关的复议和复核权、被不起诉人的申诉权、被害人的申诉和自诉权,代替为直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同意或不同意裁量不起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