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军售问题是中美建交谈判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建交谈判中未能攻克的难题。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学档案材料分析法还原中美建交谈判中关于对台军售问题谈判的过程与细节,并探求建交谈判最终搁置对台军售问题的本质。早在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政府就绞尽脑汁地寻求一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替代方案,以保证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的安全。《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美国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安全防务承诺,甚至以军售信贷化的形式代替了直接的军事援助,获得了对台援助实质上的增加。1973年与基辛格会谈期间,周恩来关注到美台联合生产F-5E战斗机的新变化,但是双方未能在此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所罗门首次提出将中国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声明与放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相挂钩,同时继续向台湾出售军事武器,为处理美台防卫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但是1974年中美两国内政方面的变化使得正常化事业原地踏步。福特上台后,确认了“台湾有限地获得新武器”的政策基础,承诺以日本模式断绝美台关系。1976年,中美两国领导班子更迭,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PRM-24为卡特政府初步确立了关系正常化后与台湾保持全面经济关系包括继续对台军售的方案。万斯访华后,卡特政府进一步确定了以美国模式为基础的对台军售“双保险”方案,期许获得中国不反驳美国单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和平意图的声明,同时获得中方对军售明确或暗示的同意。布热津斯基访问期间,一手打造了“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和“全面的商业关系”等词汇,并将邓小平和华国锋没有做出反应解释为中方对军售的默许,卡特政府最终确立了有限的对台军售政策,即放松中方和平意图声明,同时与中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协商,仅销售一些有限的新武器。在正式建交谈判之前,美方除卡特主张直接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其他人都赞成一种间接的方式,伍德科克作为美方的谈判负责人,也认为军售问题不能直接放到谈判桌上,中国则早在正式谈判前就明确将反对美台军售作为基本立场。四轮谈判后,伍德科克承认对台军售是难题但是仍然认为还有商量的余地,而中方认为在军售问题上谈不拢是谈判前期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1978年9月19日,卡特在会见柴泽民时直接提出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柴泽民坚决表示反对,北京方面迟迟不给出回复,谈判一度陷入停滞。此时卡特决定做出让步,只期许获得中方在军售问题上的含蓄的同意,并主动建议双方加快正常化脚步,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做出抓住机会尽快完成正常化的指示,谈判进程加快。12月4日,韩念龙对伍德科克表示坚决反对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对台军售,但卡特政府继续将其理解为一种“事实上的接受”。在建交谈判的最后一刻,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分歧才彻底暴露在谈判桌上,中方要求美方1980年以后永远地停止对台军售,而美方理解的是1979年一年停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正常化前途未卜,邓小平着眼全局,顺势而为,毅然接受伍德科克建议的暂时搁置军售方面的分歧,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搁置分歧完成正常化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重塑了行为体的利益关系,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对中美造成了共同的威胁,中美两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刻不容缓;第二,内政的变化影响了外交政策,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促使邓小平必须迅速获得外交上的胜利,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胜利;第三,中国内部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改革,急需良好的国际环境,也需要美国的技术支持;第四,搁置军售问题是为了日后在对台湾的安排上各做文章。无论如何,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大问题面前搁置小问题,体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但对台军售却作为建交谈判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下来,与中美关系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