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民族文物工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近代研究人员、调查人员、博物馆工作人员、实业家等在西南边疆地区所进行的民族文物工作情况。分析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开展民族文物工作的起因、动机、过程及实践等内容,并结合民族文物与民族史的相关性,进而探寻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文物工作对民族史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和视野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是从社会时代背景角度,展现“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文物工作”产生时中国正处边疆危机日益深重,急需向现代国家转型,进行民族认知探索的重要时期,而近代西方民族学理论传入和传统史学的近代改变恰好为“民族文物工作”提供了理论的指导与学术研究的根基;第二章展现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文物工作的三个阶段,由以外国人为主的收集工作阶段引出,催化了社会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进入西南进行民族调查,采集民俗品、民族标本的兴趣与民族文物工作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考察前已有明确的民族文物收集规划并主动地开始收集、展示、学术研究与实用考量,从而民族标本继续向民族文物转化的阶段;第三章整理川康、川滇、云贵早期从事文物收集工作的实业家、学者们所做文物工作的具体案例,分析不同行为主体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总结近代民族文物收集工作具有的三个特点:继承性与开创性兼具、从属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收集较多而研究不足;第四章承接前文再总结全文“民族文物工作”的启发与反思,谈其发展历史对民族史研究材料类型更新,对研究内容和方向的丰富,早期学者的调查成果与文物积累更是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质的论据。总之,通过以上研究本论文认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文物工作是民族学实践的部分,同时也在与民族史的互动中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民族文物不仅是过去某一阶段社会生活的见证物,同时也直接参与了民族文物间的互动过程,民族文物工作更是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参与者,因此对于民族学、民族史和学科互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都具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