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确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来,我国又于2015年进行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试点,并于2017年在全国试行,但也引发了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竞合而产生的衔接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的衔接问题的思考。为了更好地解决“两诉讼”的衔接、磋商与诉讼的衔接问题,文章首先对两诉讼的关系进行透视,包括在“起诉主体、理论依据和磋商是否前置”上的区别以及在“诉讼目的、诉讼请求和适用范围”上的联系,为下文的展开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其次,分析两诉讼的竞合问题。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提起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提起的是狭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二者交汇与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本质上都属于广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在对生态功能价值的救济上不免会出现竞合的情形;通过对部分省、市典型案例的梳理,如“重庆藏金阁案”、“南京德司达案”、“山东金城案”、“山东博汇案”、“内蒙古古阜案”等,分析两诉讼的衔接、磋商与诉讼衔接的实践现状。再次,梳理相关法条。在2019年6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中,用了3个条文对“两诉讼”的衔接规则作了规定,但过于笼统,无法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两诉讼的衔接规则不合理、两诉讼合并审理的规则缺失、磋商与两诉讼的衔接规则不统一”。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包括“确定起诉在先审理优先的规则、增设两类诉讼的合并审理规则、明确磋商与两诉讼的衔接规则”,以期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