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经过仔细权衡,设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蓝图,被形象的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展开,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表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在这些外交政策中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反帝民族主义和强调阶级性,具有稳定性、潜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有着重要的功能性影响,这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体制的特殊性造就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好地实现了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的领导人坚定的维护国家利益、灵活处理外交事务的立场和谋略。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新中国外交决策的另一大考虑因素,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谋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受到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维护社会主义利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新中国外交不断调整,历经坎坷,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动摇及局限性。最终,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一次关键性的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