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新中国成立就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协商民主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前沿研究和热点主题只是近年来的事情。这种研究热潮主要来源于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协商民主新范式,中国学者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译介而开启了国内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及其对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观照,并取得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将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研究视角由宏观的国家制度结构转移到微观的基层治理领域,该项研究的确定基于如下若干思考与深层理解:其一,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它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制度调整为基层提供一定的自主空间时而产生的一种自治性的决策与治理形式。这种反映时代变迁的基层民主形式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其二,基层协商民主是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而被引入的,开放而多元的社会经济生活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基层正是种种矛盾与冲突的聚集之地,治理压力的倒逼催生了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为了判断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程度,深入分析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其三,尽管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激发了中国学术界的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是基于自身的逻辑而产生和运行的,它内嵌于中国非竞争性的制度结构和政治文化土壤之中,由此,本文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中国协商民主观念而解释和评价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理论工具。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倒逼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基层政府通过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恰适性,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利益矛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也要努力进行自身调整,自我生成良好的运行机制,以此增强运行机制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及其优化的研究,本文是根据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三维”分析思路而展开的。在理论逻辑上,第二章在分析协商民主的决策说、治理说、参与说和形式说的基础上,从平等性和公共理性的协商价值、辩论与审议的协商程序、非强制性的协商关系等方面解释了协商民主的内涵与特征,分析了基层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主体与层级范围,确定了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基层协商民主的代表选择机制、议题与议程设置机制、表达与对话机制、整合与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及其相应的原则和规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构成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脉络。在历史逻辑上,第三章追溯了“和”、“合”的中国古代协商文化和民本与民权相互融合的中国近代协商观念,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联席会议”协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协商,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协商与政党协商,最后集中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实践历程,从而解释了当今中国基层协商民主成长的政治文化渊源与现实制度基础。在实践逻辑上,第四章基于河南省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证分析而探讨了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河南省因较早开启了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并先后推行“四议两公开”、“一征三议两公开”、“村民议事会”等多种协商民主形式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该章首先对样本选取和调研设计与实施作了系统说明,然后,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和样本地区的访谈材料而分析当前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现状,并重点分析了协商代表产生的行政色彩、“命题式”协商、议程确定的“内输入”模式,双向协商的不平衡、对话的公共理性缺失、咨询性协商有余而决策性协商不足等一系问题运行机制难题。第五章对导致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缺陷的症结和原因进行了探讨。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原则一致性与逐利行动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一元两体”的特征,从而引发协商分歧与冲突。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短缺导致协商实践创新受阻,地方创新的碎片化往往引起协商决策共识的难产,基层精英的话语主导权削弱了协商代表的广泛性和平等性。第六章针对以上具体问题并借助于既有的资源,提出促进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有效运行的优化路径,具体包括:根据利益相关性、广泛性和专业性,明确协商代表选择标准;通过包容和程序优化实现议题与议程设置运行机制的模式转换;以平等性和公共理性促进表达与对话的协商合作;实现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的转变,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意见整合与决策运行机制。基层协商民主机制的有效运行意味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基层社会累积的大量矛盾与冲突的化解,同时,基层协商民主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训练场。本文的研究只是一种努力和尝试,这项开放性的研究还需要更多学者的思想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