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晋代挚虞编纂《文章流别集》确立了“文、志、论”并列的总集经典体例以来，总集成为文学文献载录传承的重要形式。清人严可均从嘉庆十三年（1808）至道光十四年（1834），经历草创和整理两个阶段，编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是书收录唐以前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或作三千五百零二人），文稿七百四十七卷，编目一百零三卷，合计八百五十卷，成为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也是中国古典文献中收录作品涵盖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总集。
　　该书问世以来，历代学人围绕此书开展了补正、批评、重编等工作，在所引文献来源、失收之文采补、治书之法纠谬、重编体例研究四个方面，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文章共分八章，第一章对《全文》研究的三个阶段和四个方面加以梳理，在进一步总结历代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从编者的角度来探析和还原一部大型文学总集的成书历程，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编纂体例、编纂方法以及编纂用书来源三个主要方向。
　　第二章溯源严可均的早期治学历程，可以看到早在《全文》编纂之前，沿着浙西学派传统学脉，严可均治学之法已臻纯熟、颇具特色，这成为保证《全文》编纂质量的重要法门。
　　第三章围绕《全文》“攘窃说”“负气说”以及“增益说”三大公案，仔细比较当事人、手稿见阅者、后世研究者的诸多说法，考证《全文》的编者问题、编纂缘起以及编纂时间，补证《全文》由严可均独立编撰的观点。
　　第四章从晚清至民国学者的日记、笔记、书信、交游中爬梳《全文》手稿流布的关键信息，溯源《全文》手稿从严可均手中散佚最终归上海图书馆的流传脉络，并梳理《全文》的版本，回顾《全文》的经典化历程，以及它如何成为西学汹涌下中国文人寻求精神寄托、钩沉国学余脉的宝库。
　　第五章通过对挚虞《文章流别集》可见文本的辑佚，讨论《文章流别集》被尊为总集之祖的地位实为开创了“文、志、论”并列的总集经典体例，确定总集体例批评的标准和参照，梳理后世总集编纂中经典体例的嬗变与回归，探讨《全文》体例的因循和损益。
　　第六章探寻《全文》的体例系统和要素，梳理总结《全文》“为总集亦为别集”，以人为系的编列体系，以文体为别的系篇体系，以类归文的编列思想，以及作小传、撰按语、加校语、注出处等体例要素。
　　第七章围绕严可均的本集观念，探讨《全文》底本对校和文本汇校的主要校辑方法。由此出发，聚焦严可均编纂《全文》时对汉魏六朝文献从钞本到定本的再整理工作，基于先唐文献整理的特殊性，得出先唐文献整理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聚合文本与游离文本的勾连整理，变异文本与改写文本的溯源还原和窜伪文本中真伪的甄别取舍。将严可均的校辑方法置于东西方校勘学的演进历程中，与同时期西方的谱系法、底本法进行比对，肯定其校辑方法的时代领先意义。
　　第八章在对《全文》用书全面整理的基础上，考订《全文》用书的版本和来源情况，发现严可均编纂工作所依仗的书籍多与孙星衍关系密切这一事实，为客观认识孙星衍在《全文》编纂工作中的贡献提供重要资料。同时，严可均在用书时不仅采用己有著作，而且广采众家之长，将目光投诸寰宇积极采用当时新近辑佚成果和域外回传文献，使得《全文》用书至今仍然具有典范意义。
　　余论部分，立足当下先唐文献整理的热潮，从采取何种编纂体例、文的范围如何框定、采用何种整理方法、如何呈现新形式、如何发现新问题和如何产生新理论六个方面，讨论如何以总集的形式进行先唐文献整理工作。
　　严可均治学熔金石学、文字学、音韵学和校勘学为一炉，是有清一代成就颇丰的文献学家。就其文献学成就而言，除却后世的溢美之词，需要给予严可均更加公允的评价。清人李慈铭认为严可均的成就远在章宗源、孙星衍、洪颐煊之上，可与顾广圻相匹敌，而严氏的著述成果又远超顾氏。那么，在文献学领域，严可均应当与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一样同为清代朴学的一座高峰，并称为“严辑、黄跋、顾校、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