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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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以其开放、多元、互动的特质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将“对话理论”和“文化循环模型”进行理论层面的勾连,对12国使馆在中国开设的微博账号于2013至2019年间发布的总计62752条有效微博和用户反馈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个国家中综合对话程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亚（43.72%）,最低的是埃塞俄比亚（11.27%）。在考察的4个对话指标中,信息有用性原则的使用频率最高（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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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以其开放、多元、互动的特质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将“对话理论”和“文化循环模型”进行理论层面的勾连,对12国使馆在中国开设的微博账号于2013至2019年间发布的总计62752条有效微博和用户反馈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个国家中综合对话程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亚（43.72%）,最低的是埃塞俄比亚（11.27%）。在考察的4个对话指标中,信息有用性原则的使用频率最高（55.73%）,而建立对话环的使用频率最低（15.00%）。针对文化循环的“意义消费”环节,本研究引入了 Haro,Sáez,＆Caba的“公众卷入程度”理论,发现丹麦驻华大使馆微博的公众卷入程度最高,巴西驻华大使馆最低。进一步引入“文化维度理论”,对“个人主义”、“相似性诉求”和微博转发量进行路径分析发现,“相似性诉求”的调节效应显著（β=34.0409,p=0.0166,LLCI=6.1981,ULCI=61.8837）;并且其调节现象在“权力距离”指标下同样显著（β=28.7107,p=0.0322,LLCI=2.4351,ULCI=54.9864）。这验证了相似性诉求调节了文化差异和传播效果的研究假设。最后,采用语义网络分析对“文化循环模型”中的“身份建构”进行了分析,深入文本探究“我们”、“你们”以及“他们”的身份构建和边界。结果显示“我们”诉求是微博外交中被广泛应用的身份建构策略。本研究为存在文化差异的各国如何与中国公众进行社交媒介化对话提供了思路:强调文化的“相似性”能够产生更积极的传播效果,为“求同存异”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一研究的应用价值不仅指导了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也为更普遍意义的社交媒介化的国家叙事提供了建议,适当提及在地国的议题或可有效提高当地公众的卷入程度。同时,对本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也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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