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并被誉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对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人们通常把顾炎武看作一个政治活动家,对其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独立不苟的人格风范和社会批判精神推崇尤嘉,但是对他的政治哲学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实质上,顾炎武政治哲学亦是丰富深刻、独具特色。研究顾炎武政治哲学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他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政治意图,更可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等众多政治问题带来启发,为当代现实政治提供思想资源。顾炎武所处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明亡清代。这次更迭既是朝代更迭又是民族更迭,即满人取代了汉人的统治。反思明亡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反清复明则是当时汉人的主要政治任务。顾炎武终身致力于此,其政治哲学也正是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逐步形成并日渐丰富。顾炎武哲学中的“气—元论”的自然本体论及其建立在自然本体论基础之上的自然主义人性论,构成了顾炎武政治哲学理论大厦的地基。他彻底告别了理学、心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将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建立在了探究自然知识、把握社会规律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在其“自然气本论”的思想基础上,顾炎武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的“私”,据此,他建立了一套合乎人性实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人性论”体系。“平等,,是顾炎武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顾炎武对集所有权力于君主一身,借助严刑峻法和百万吏胥来管理臣民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认为不受约束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是导致臣子腐败无能、民众遭受剥削、国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他反对君、臣、民之间的不平等,并通过对“周室班爵禄”的重新解读,主张对政治制度中的民众要予以充分的关注,将为民众谋福祉看成是君臣的重要责任。不过,他所要求的平等并不是意味着君、臣、民人人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而只是对极度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官民关系进行适当的调节。此外,基于顾炎武对“夷夏之防”的坚决态度,他所谓的平等只是就华夏族内部而言的,并不涉及夷狄。为了实现平等理念,顾炎武提出了分权思想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这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顾炎武分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建构的私利观。他认为私利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则是分权思想的最为精要的概括。不过,要合私成公还有赖于具体的分权措施。对此,顾炎武设计了一整套从上至下的逐级分权的政治举措。简要地说,首先,他通过封驳制度限制君权,分权百官；其次,他通过“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制度限制中央集权,分权地方；最后,他通过地方自治措施进一步限制了地方的权力,而将权力下放给乡村宗族。由此,扩大了地方官员与乡村士绅对于当地的统治权。通过分权最终所要达到的理想政治则是顾炎武所谓的“众治”。通过“·独治”与“众治”的比较,阐明了“众治”的基本含义,即一方面要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独治”；另一方面则强调道德教化、风俗传统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相较于刑法,显得更为重要。为了达到“众治”,顾炎武提出了三项措施,即选举论、清议论和风俗教化论。通过这三项措施可以看到,虽然顾炎武理论上赋予民众以参政议政权,但实际上大多数民众难以参与国家的治理,更多是限制君权,提升宗族的国家治理权力。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顾炎武的政治哲学在当时仅得到了好友潘耒、王弘撰、黄宗羲等人的认同,影响范围有限。然而,顾炎武政治哲学对晚清社会改革却产生了深刻影响。顾炎武的政治哲学是直接面向明清之际的政治现实所作的思考,距今已有数百年,但是,它仍然能够促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数千年的中国政治传统,并激发我们更为全面地考虑当下的政治问题,从而有益于国家的进一步繁荣与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