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无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在社会分工中起什么作用，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日常生活。鲁迅是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和“发展”的。北京时期鲁迅以学缘、地缘、血缘、文缘为纽带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文友关系、亲友乡友关系这几大类。不管是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都曾成为鲁迅“生命”的构成和见证。
　　绍兴会馆时期的“沉默”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生存者和先觉者的双重视角审视中国的社会和文明，他对民众深切的怜悯心和民众与他之间厚重的隔膜，这充满着巨大张力的情感冲突使他感到言说的无力和无用，他暂时搁置起文艺救国的理想，以一种进退绰绰然有余裕的精神状态，选择在沉寂中磨炼内功。经济和时间上的余裕，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文趣味的滋润，这些日常生活层面的余裕，为鲁迅向思想和哲学层面的挺进提供了保障。
　　鲁迅对家族和家庭的情感比较复杂。八道湾和砖塔胡同时期的鲁迅一方面作为“战士”，他对封建家族制度投出最锋利的匕首和投枪；另一方面作为长房长子，家族的败落又使他不无惆怅和感伤。一方面作为个体生命，他并不在意日常生活中一己私利的得失，在乎的是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作为长子长兄，他又要隐忍和牺牲自我，用一种“忘我”的精神来维护家庭的安宁。这种种复杂矛盾的情感，使鲁迅获得了对于生命与存在极为独特深刻的个人体验。当鲁迅或隐或显地把这些体验投影到他的文学创作中时，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鲁迅作为新文学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日常生活与报刊、社团之间的关系密切。北京时期的鲁迅，从《新青年》到《莽原》，与报刊之间产生着或消极或积极的互动关系，从报人职能这个角度来看，他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发生在他居住在西三条时期的1925年左右。1925年，不管是从鲁迅创作实绩，人生道路的走向，还是人际交往以及个人情感世界的变化来看，都是鲁迅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再造“思想革命”的现实需要，激发鲁迅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积极参与各种报刊的活动中，一方面用报刊作为自由言说的空间，一方面利用报刊找寻并培养自己的新战友，对中国社会与文化进行大胆的批评。与报刊社团的积极互动，使青年在鲁迅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逐渐成为主体，打破了以往以血缘、地缘为特征的较为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