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比较了19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简·爱》的两个中译本。一个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最早的中译本。另外一个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比较新的中译本。时间跨度非常大,两个版本一定是有很多的区别。本文的切入点是社会文化条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试图从这个方面来分析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 首先本文论述了翻译的目的。翻译并不是纯粹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翻译文化学派的学者就认为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的时候,肯定会受到所处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其译作也打上了年代的烙印。这一点相当重要,对译评工作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也就是说,在对某一部译作进行评论时,不能武断地评论某句话是对是错,而要充分考虑到译者的生活时代的意识形态,分析与原作有出入的原因。这样的译评才是客观的,科学的。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本文认为明确作者和译者的立场是很重要的。本文借用了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安托瓦尔·贝尔曼(Berman)的理论,阐述了译者立场的涵义和分析的方法。本着这一精神,本文对原文作者、译者的生活时代以及两位译者各自的翻译思想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而为下文的比较评论做铺垫。 其次,本文就着手对两篇译文进行比较。根据奈达(Njda)对翻译标准的论述,译评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是思想内容,另一个是艺术风格。 在思想内容方面,我想既然两位译者都是语言大师,所以在对原作内容的理解上不会有很大出入。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同,译者势必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影响。这样一来,他们在措辞造句方面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这完全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意图使然。在这部分里,主要是从政治色彩和社会伦理两方面来比较。生活在动乱年代的李霁野在选词造句上势必会比黄源深要激进的多。 在艺术风格方面,本文运用了刘重德先生对风格的定义。主要从两方面来考虑译作是否很好地体现了作品的风格。一方而是宏观的角度,考察译作是否也能在读者群当中产生原来的那种效果,读者是否很好地发挥译入语的语言特点,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