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角度，就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可行性进行探讨。“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运用，为我们重新思考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直以来，传统的翻译研究要么以原作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将译文视为对原作的复制和再现；要么以译语接受者为中心，以消除文化隔阂和将译文本土化为主要目的。忠实和通顺成为中西翻译界毋庸置疑的原则和标准。然而，纵观中西翻译史，尤其是文学翻译史，“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许多“不忠实”的神来之笔，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同时，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更为科学与辨证，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这种情况下，被译界视为圭臬的绝对忠实与通顺受到质疑。原因在于，语言层面上的绝对忠实与通顺往往导致对原文本质上的叛逆。 本文以质疑绝对忠实与通顺为逻辑起点，借助“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对翻译中违反忠实与通顺标准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创造性叛逆”更多地出现在文学翻译中，是在承认翻译局限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即对原文语言层面上的绝对客观与忠实，常常导致译文与原文貌合神离甚至貌离神散，并根据对翻译过程中固有局限的客观分析，提出给译者一定活动空间的翻译策略。这里的“创造性”是指以原文本为范本的二度创作；“叛逆性”是指在表达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突破原文本或译语文化以及语言上的束缚而允许做出的变通性突破，从而产生更为贴切、成功的译作。 同时，以“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定义、特征、种类等为基点，本文进而分析其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影响其可行性的几个因素，即译者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和确认、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和接受者的能动参与等因素。译者主体性的觉醒与确立为“创造性叛逆”的可行性提供了可能和前提，因为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与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翻译本身的局限性，译者很难做到完全忠实于原作，需要不断地进行决策与变通；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存在、传达与再现一直是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而“创造性叛逆”的运用更有利于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译语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接受能力与能动参与也是运用“创造性叛逆”不可忽视的环节。同一作品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译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运用。 此外，以朱生豪先生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和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为例，本文进一步指出“创造性叛逆”的特殊研究价值：“创造性叛逆”质疑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翻译标准，为重新审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变通的策略，此其一；它的运用涉及的不仅仅是译者应该做什么，而更多的是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进行分析，承认译者的再创造价值和主体性意识，对译者所从事的文学翻译和译作的文学价值予以肯定，此其二；成功的“创造性叛逆”打破了要么以译语为中心要么以原文为中心，或者要么直译要么意译之间的简单划分。“创造性叛逆”不是抽象的概念，与实践应用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其三。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必然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特别指出其局限性。创造性和叛逆性的度不是任意的，涉及到许多因素。对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应采取辨证的态度，正确对待其客观存在，认之，用之，慎之，扬长避短，最大可能地发挥其对翻译活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