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以明清以来平和县城隍信仰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围绕城隍庙、城隍、城隍妈信仰、仪式及其城隍命运的兴衰起伏，力图探讨帝国象征对地域社会变化的影响，以及士大夫、乡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探讨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延续性问题。 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闽西南平寇后，析置平和县，以九峰为县治。在这一过程中，曾氏家族借助国家权威，掌握了众多地方资源，并在建县后积极投入到作为国家象征的城隍庙建设，并操纵了城隍的传说阐释，以达到经营地方、控制资源的目的。近代以来，在反“迷信”的现代性话语中，城隍经历了几番颠沛流离，但仍作为一种正统的象征得以存续。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家族利益的争夺，导致了对城隍的争夺与两个城隍庙的出现。 通过研究城隍及城隍妈的仪式，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社会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文化系统。地方文化呈现出多元性，礼生代表的儒家士大夫文化与道、巫等文化传统在闽西南地区并存。所谓的正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地方上不同的阶层可以有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地方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礼教下乡’’并未割裂和取代地方原有的文化传统；地方文化通过信仰、仪式等媒介保持了自身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