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分工越来越明确,世界各国在经贸往来的同时,也带动了国际资本间的频繁流动。在此期间,跨国企业成为了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重要载体。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推进,持续开放的政策使得我国“走出去”企业越来越多,此时我国资本输入以及输出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实际管理机构判定规则的提出,使得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能够享受到居民企业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这项规则也应该发挥其反避税的作用。而在国际上,纳税人利用各国之间对法人税收居民的规定差异,设法转移实际管理机构,规避相关国家的纳税义务,这种国际避税行为侵蚀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税基,造成了大量的税源流失,并对税收主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当前,跨国企业的股权架构日趋复杂,与此相对应的,其各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与决策活动也越加具有隐蔽性、复杂性,职能分配也越加难以把控。对此,为加强对跨国企业的反避税工作,在OECD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组织所提供的两种范本模式的基础上,各国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完善以实际管理机构为主的居民身份认定标准。为与国际接轨,我国亦出台了许多法律制度规定,具体来讲,我国制定并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法实施条例》中对何为实际管理机构进行了明确,并指出认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为实际管理机构的认定提供方向与思路;而国税发[2009]82号文件在条例的基础上,对此类机构的判定条件进行了细化,其中提到,作为境外中资企业,若其符合以下条件,就可以做出其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的判定,其条件包括日常管理人员、财务与人事决策人员、董事与高层人员所在地以及重要财产与档案存放地几方面。这一文件的出台,使我国在相关方面的认定工作更具明确性和规范性,税务机关也真正能够在判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时做到有据可依。同时我国为了做好对境外中资企业的税收管理工作,还颁布了许多其他文件,比如《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等。虽然上述制度规定使得我国在税收领域的利益得到一定的维护,为税收执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规定也存在认定范围限定化、缺乏灵活性等方面的不足。针对上述我国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实际管理机构判定规则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际上相关国家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并加以借鉴参考。同时,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案例进行分析,从而为我国实际管理机构判定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文从行文结构可以划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此章节先是对研究意义以及背景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文献加以梳理并总结评述,最后章节末尾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目的,以及本文的不足之处进行简要概括。第二部分是阐述实际管理机构的理论基础,首先对实际管理机构的概念起源进行介绍,其次具体分析了跨国企业利用相关规则进行避税的动机以及具体的避税方式;最后从理论层面为反避税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第三部分是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展开,首先梳理了我国针对实际管理机构判定规则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其次着重分析了82号公告中,对于实际管理机构判定标准的具体认定条件并对上述文件规定进行总结评述,得出我国相关规定适用企业存在模糊性、认定条件严格化而导致灵活性欠缺,规定内容侧重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而缺乏对决策控制的重视。第四部分是国外判定标准的经验借鉴,从典型性与相似性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在处理上述避税行为方面的有益做法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为国内政策的完善提供经验借鉴。第五部分是案例分析。本章节选取了澳大利亚法院关于纳税人Gould诉税务机关的判决案例,主要通过案情简介、争议点分析、案件评析三方面进行展开。在案件评析中,本文据82号文的相关规定对此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了与澳大利亚法院不同的判定结果,在此基础上,得出我国实际管理机构判定规则可能存在“重日常管理而轻决策控制”的结论。第六部分是政策完善建议,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反避税法律法规体系;二是优化实际管理机构认定标准,兼顾明确性与灵活性;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税务执法队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