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动机日臻强烈，其外在的宏观表现即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近年来出现了增速迅猛的态势。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565.3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5.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在新兴国家中排名第一。从宏观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通常有两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经济效应。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又有两个角度，分别为从投资母国出发和从投资东道国出发;前者解释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而后者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区位选择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和整个国际生产布局，进而影响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收益及成败。本文试图将对投资动机的研究和区位选择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计量经济模型的框架内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根据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向跨国经营的企业和政府决策部门提出了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85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各种政策的限制还没有放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区域分布上大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第二阶段为1986-1992年，这一期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管制逐步放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地域分布扩大，由起步阶段的45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初期的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扩展到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1993-2002年为第三阶段，截止2001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已经遍及世界156个国家和地区，分布更加广泛，在亚洲覆盖率最高，而在拉美和非洲的覆盖率较低。2003年以后为第四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从流量上增长迅猛，在投资区域，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截止2009年底，我国12000家境外企业分布在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1855.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吸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8％，其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香港就占比67％，排名第二、第三位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著名的国际避税地，合计占比11.65％。　　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和现状的梳理中，可以总结出其区位选择上的以下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二是亚洲、拉丁美洲存量高度集中;三是资源丰富国家是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对象;四是对国际避税地投资流量较大。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投资目标和战略不清晰;产业分布不合理，难以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位选择;过分集中在亚洲国家尤其是香港地区;对亚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偏少等。　　邓宁(1988)在解释企业跨国投资动因时将其划分为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四种类型。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最近提出的《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版）报告，对我国资源状况作出了“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的判断。国内油气能源、矿产资源紧张的局面使得寻求海外资源构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动因。一个例证即是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巨大。截至2009年末，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405.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6.51％。　　日本通产省在其发表的2001年白皮书中，首次以“世界工厂”指代中国，如今“世界工厂”与中国已然成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义词汇。然而在中国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各种工业制成品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以2009年为例，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中国。以此判断，寻求海外市场也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动因。通过对外投资，直接到目标市场国家就地生产和销售，可以有效地规避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各种名号的贸易壁垒，巩固和扩大海外市场，发展中国“世界工厂”的内涵。　　构成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方面即是技术获取。核心技术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瓶颈，国内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有限，研发人才匮乏，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市场需求的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而跨国公司为了能在较长的产品周期内获得垄断收益，极力避免技术扩散增强发展中国家对手企业的竞争能力，在涉及关键技术的经贸活动中都十分谨慎，直接的技术引进或外资引入对国内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到位于我国产业梯度上游的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型直接投资就成为我国企业获取技术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践至今已有近二十年历史，格兰仕、长虹、华为等是其中的代表。　　效率寻求型海外投资旨在建立全球生产体系，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在当前这个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充当“世界加工车间”的角色，尚未达到通过技术、生产能力或品牌管理等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价值链的配置主体的要求。《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显示，效率寻求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动因中最不重要。　　对41个中国企业投资东道国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以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丰裕程度和科技水平来分别衡量中国企业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显著性。本文采用东道国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真实人均GDP值(GPER)来度量东道国市场规模。在东道国资源丰裕的度量上，沿袭罗伯特·巴罗对资源禀赋的度量方法，通过计算东道国出口的矿产及燃料资源占总出口的比例来衡量一国可供他国使用的资源密集度(RES)。东道国科技水平(TECH)的度量选取《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分数，GCI分数越高代表一国科技水平越高。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FDIit=αi+Mitβ+Xitθ+(N)it　　其中FDIit是我国第t年对i国的直接投资流量，Mit代表四个解释变量，Xit代表双贸易量和经济自由度两个控制变量。　　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即中国企业存在寻求海外资源、市场和战略资产三种投资动机，其中有战略意义的资源导向型直接投资是近年来的重点。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有发达国家的战略资产导向型直接投资不足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价值链环节有待提高。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跨国经营的企业今后应注意制定明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管理。而政府决策部门也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更合理:一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扫除西方的政治偏见;二是以政策引导，辅以信息服务;三是成立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险;四是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