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可以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一并提出附带审查的请求。也就是说,只有针对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才可以提出附带审查申请,而规范性文件是否是行政行为的依据,需要得到人民法院的正确认定,这也是能否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前提。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对《行政诉讼法》第53条所规定的“依据”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因此,实务界目前还没有对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形成强制的审查标准。强制性审查标准的缺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明确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关联性的司法审查标准,是附带审查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通过对相关判决书进行实证研究之后,发现,实务界在对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进行司法审查时,是以实质标准审查为主,以形式标准审查为辅,人民法院在进行审查时,更关注的是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是否符合实质标准的要求,形式标准属于次要标准。就此而言,实务界拥有较高的审查水平,这也体现了我国司法队伍的专业性与严谨性。尽管,目前实务界所形成的审查方法与标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细究之后却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司法审查过分强调行政行为中的“明确引用”、因行政行为的特殊样态而否定“依据”、司法机关误解了直接适用的“依据”的含义、将证据形式的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司法认定的结果偏离了第53条的立法本意。实务中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强制性审查标准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法律规定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从科学扩大附带审查范围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行为之间依据关系的理论形态进行描述,结合当下产生的问题,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文中提出五种实践性比较强的建议。第一,对第53条内容当中的“依据”,采取扩大解释的解释方法,尽可能地纳入更多形式的“依据”;第二,明确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关联性的司法审查实践标准;第三,明确法院对于“非依据”的提示义务,并且允许行政相对人中途申请更换提请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第四,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出发,对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行为之间关联性作出认定;第五,强化上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与监督。希望这些建议能够真正解决当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附带审查制度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