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按照官方估计，减税降费总规模将达2万亿元左右，预计约占2019年GDP的2%。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在新中国财税史上确实是首次出现，在世界财税史上也不多见。它扭转了以往过于重视增加基建支出的取向，标志着减税降费开始成为中国积极财税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但也需注意，如此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其测算、制定方案和决策时间相对较短。减税降费政策不仅影响中央预算，也影响地方预算。而减税降费方案的公布，甚至在各级地方人大已表决通过预算之后，可能后期还需要地方调整预算。显然，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在执行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笔者认为，实现大规模减税降费下的财政收支平衡，重视征管力度不平衡背景下减税降费的结构性影响，将是实现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政策目标的关键因素。目前国内学者对货币政策量化研究已比较深入，但对财税政策调控过程中财政支出、税收收入以及政府债务规模对经济总产出、投资水平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胀水平等变量的冲击影响以及税费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和税费改革政策的区域异质性等问题还未全面深入地研究，其已经成为当前财税政策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热点课题之一，因此，在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视角下，全局性的量化研究财税政策作用机制显得十分紧迫。
　　本文立足于国内外财政学者关于财税政策作用机制问题的研究基础及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首先，结合新古典生产函数从技术扩散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证明省际间确实存在着经济互动关系；其次，利用模糊聚类算法在财税视角下将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按照经济财税状况由优到弱划分为Ⅰ到Ⅴ五个经济区域，Ⅰ为经济发达地区、Ⅱ为经济中上等发达地区、Ⅲ为经济中下等发达地区、Ⅳ为经济初等发达区域、Ⅴ为经济欠发达区域，以便于后续实证分析和相关政策建议实现精准调控；再次，着重推导了GVAR模型理论以及根据经济主体之间的动力学关系确定总体回归模型，实现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的双重结合，注重总量分析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结构分析；最后，基于GVAR模型，结合财税政策工具选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值税、所得税、债务量作为全局变量，经济区域内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总产出水平、资本形成总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内生变量，利用1978至2018年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依据广义脉冲响应图分析了各种政策冲击识别和经济波动等问题并给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结果表明：(1)我国的财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而言我国的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政府债务等财税政策工具效果的方向、影响和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2)增值税冲击具有区域异质性。增值税冲击(降低)对Ⅰ、Ⅱ、Ⅲ经济区域内省份经济总产出水平起到促进作用，对IV和V经济区域起到抑制作用。简而言之，降低增值税税率并未起到促进IV和V经济区域内省份经济增长作用，反而中长期内抑制其经济发展潜力。(3)扩张的财政支出政策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影响分化。政府财政支出(正向)单位标准差冲击对五个经济区域短期皆为正向作用，但长期方面略有不同，对于Ⅰ、Ⅱ和Ⅲ经济区域，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在短期正向促进经济增长之后，很快会产生负向影响，而对Ⅳ、Ⅴ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较为微弱的正向作用并持续维持。(4)政府债务增长对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政府债务对我国各地区产出造成的冲击短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上有所分化，对于Ⅰ、Ⅱ和Ⅲ经济区域，政府债务长期还是起到一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对于Ⅳ、Ⅴ经济区域，中长期会抑制经济发展。
　　本研究政策建议如下：一、政府出台财税政策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二、政府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的同时加大对IV和V经济区域内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支持；三、谨慎实行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四、控制债务规模，培育地方主体税种。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一是构建了GVAR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二是阐述了财税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三是建立了财税政策作用机制的实证框架、四是揭示了财税政策工具作用的动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