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上,传闻法则是英美法系独有的证据规则,但如今日本、意大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移植了这一规则。大陆法系能否有效移植传闻法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大陆法系能够有效移植传闻法则是本文的中心论点;本文将围绕“大陆法系没有自发产生传闻法则的原因”、“大陆法系移植传闻法则的动力和条件”、“大陆法系本土化传闻法则的方式和结果”三个方面,以我国台湾地区本土化为例进行讨论。本文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为“英美法系的传闻法则”。传闻法则是英美法对抗制下特有的证据规则。传闻法则与大陆法直接言辞原则,在侧重点、适用范围、使用方式、作用对象和对待传闻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这种差异是二者在事实认定者、审判的定位、上诉的审查内容三方面制度不同的逻辑结果。第二章为“台湾移植传闻法则的条件和动力”。由于台湾地区职权主义时期滥用直接言辞原则,司法不具公信力,而传闻法则具有保障人权、发现真实、促进诉讼模式改良三方面价值,因此台湾地区有移植传闻法则的动力。又由于传闻法则移植的主体条件是对抗式庭审模式,客体条件是传闻法则自身的普适基因,恰好台湾地区进行“改良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改革,因此台湾地区移植传闻法则具有可行性。第三章为“台湾地区对传闻法则的改造”。在面对传闻法则与对质诘问权关系处理的难题上,台湾地区运用大陆法特有的“严格证明”条款,予以解决。台湾地区的传闻一般条款并未实质性地对传闻下定义,但通过法院判决,与美国法上传闻的内涵大体保持一致。台湾地区基于本土的大陆法传统色彩,创立了三种不同于美国的传闻例外,并在司法实践中丰富了传闻例外的种类。第四章为“移植传闻法则的台湾经验”。从成效来看,台湾地区传闻法则获得普遍遵循,并且获得新的发展。移植传闻法则的台湾经验告诉我们:移植传闻具有提升裁判可接受性的功能;移植传闻法则必须构筑配套的对抗式庭审;移植传闻法则在立法上应追求更精细的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