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取得了长足进步和瞩目成就,但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升并在社会经济中的利益掠夺,导致了财富分配在区域、城乡和行业之间的差距。本文从家庭差异性微观视角研究经济金融化过程中的财富分配差距扩大化问题,聚焦于两方面内容:其一是经济金融化向家庭领域渗透的主要机制和传递路径,即由宏观部门结构转向微观家庭差距;其二是家庭差异性因素与实物类、非实物类财富分配差距的关系,即由个体收入差距到家庭财富分配。从选题背景和现实意义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等理论基础,本文在理论模型上证明经济金融化对实体部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影响,导致产业资本家“实物替换与价值补偿”的货币需求无法被满足,再从实践环境上论述实体部门面临的竞争性市场结构、信用货币的扩张及企业资产证券化是货币资本缺口持续扩大的内在性原因。基于金融化对宏观经济部门（金融与非金融部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冲击作用,探讨这种宏观部门结构冲击作用在微观家庭个体领域的体现,首先使国民经济体系内跨行业部门的比例调整,其次出现家庭部门收入异质性分化,然后是家庭部门负债稳步提升。并且,家庭财富分配差距受宏观非平衡与微观差异两个方面因素作用,一方面家庭所在地区发展的条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影响及金融化政策与开放的冲击三个宏观视角的非平衡因素,作用于家庭是否享有金融带来的溢出收益。另一方面,家庭财富初始禀赋的优势、家庭获取金融资源能力两个微观视角的差异化因素,作用于家庭能从金融化溢出收益中得到的份额。接着,实证研究经济金融化向家庭微观领域浸透的经验证据,由于家庭收入作为家庭财富分配的基础,并且金融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个体收入方面,或者说个体收入差距方面,所以首先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对经济金融化与家庭成员个体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进行了回归。同时,考虑经济金融化在不同区域、城市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行业与文化程度之间对家庭成员个体收入差距的区别影响。然后,探究了家庭成员的个体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经济金融化对家庭财富分配差距的影响,涉及家庭实物类财富（农业生产价值、工商业总资产和房产与土地价值）和非实物类财富（定期存款额、股票投资额和金融衍生品价值）两个部分,并且考虑东中西不同地区互异、家庭户主不同文化程度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后的差异作用。进一步地,引入了各种交互项来考察不同类别因素对家庭实物类财富分配与非实物类财富分配的调节效应,及针对这两种家庭财富的其他拓展性深入讨论。根据上述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由于金融机构（银行资本家）的出现使社会总储蓄不再等于实体部门储蓄,且储蓄转化为货币资本后的支配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金融机构利润对信贷额度的非敏感性以及风险偏好提升使得职能资本家的“实物替换与价值补偿”必要需求得不到满足,全社会的资本供需状况出现了错配或缺口,而这种货币资本缺口取决于实体部门风险系数。并且,实体部门面临的竞争性市场结构、信用货币扩张及企业资产证券化等造成货币资本缺口扩大的内在性原因。第二,金融机构资金运用“脱实向虚”也使机构内部之间相互往来资金占比稳步增加,这种货币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加剧了实体经济完成社会再生产的难度,家庭作为社会组织中最小单元同样遭受不可避免的冲击与调整:首先,金融化转换了国民财富积累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创造价值积累转向金融化的借贷收益与资产交易并存积累。其次,经济金融化向家庭微观领域的浸透显著提高了家庭部门的杠杆率,然而这种影响并未只停留在杠杆率的增加上,金融化浸透同样使家庭部门利用各类型金融工具取得闲置货币并且不断投入资本市场寻求超额收益。第三,经济金融化向家庭微观领域浸透的作用机理来源宏观视角下存在的非平衡因素,包括家庭所在地区发展条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影响以及金融化政策与开放冲击。同时,也来源微观视角下的家庭差异性,包括有家庭财富初始禀赋优势、家庭获取金融资源能力。第四,由于家庭成员个体在金融行为、资源禀赋、职业选择等方面具有长期的路径依赖,短期的经济力量（结构）扭转必然会冲击到家庭成员个体,尤其显著且重要地体现在个体收入差距上。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长为特征的经济金融化过程较为显著拉开了家庭成员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五,无论对家庭资产配置亦或对金融机构（银行资本家）资金运用而言,由于资本逐利性使得长期收益率较低的农业生产价值与工商业总资产不受青睐。信用扩张式金融化增加了在收益率较高财富资产上的分配以获取更多信贷支持,也加速了家庭的财富资产由实物类向非实物类转移来参与金融投机市场取得风险收益。第六,经济金融化对家庭实物类财富,包括农业生产价值、工商业总资产及房产与土地价值的分配差距影响存在较大差别。同样,经济金融化对家庭非实物类财富,包括有定期存款额、股票投资额及金融衍生品价值的分配差距影响也有较大差别。之后,本文从多元金融体系形成与业务模式创新,利率市场化与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货币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及金融监管与社会信用体系修正完善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改革开放后金融政策的发展与变革。并且,由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进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其一是要从金融监管设置“红绿灯”的角度对资本的无序流动加强控制;其二是从税收调节缩小财富差距的角度对家庭的共同富裕提供支持。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可能在于将研究范围从宏观领域的部门结构表征向微观领域的家庭财富变化进行了拓展与延伸,并将宏观层面上“实物替换与价值补偿”的货币需求无法被满足（脱实向虚）的客观事实,赋予微观层面上家庭财富分配呈现投机化和风险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