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广富林遗存,主要通过出土陶器的研究,以及相关石器的分析,着眼于最基本的物质文化,以求从具象的研究发散到抽象的研究上去,进而对广富林遗存的性质进行分析和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广富林遗存的相关发现,广富林遗存主要发现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此外在江浙沪一些地区如湖州钱山漾遗址、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昆山绰墩遗址、常熟北罗墩遗址等均有发现,可以说广富林遗存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环太湖地区东南岸以及钱家湖平原地区,与良渚文化的分布地域大部分重合。在此发现的基础上,对广富林遗存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借此提出本文的出发点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广富林遗存的分期研究”。对广富林遗存的内涵进行重新定义,以往认为以广富林遗址第三阶段遗存为代表的称为广富林遗存,将之与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单独区分开。本文从两者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认为两个文化遗存应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即广富林遗存的文化内涵应包括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广富林遗存可以划归为一个文化遗存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可简述为“钱山漾期”和“广富林期”,结合以往对“广富林期”遗存的分期研究,广富林遗存可以分为早晚两期,而晚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第二章“广富林遗存的物质文化研究”。我们知道,一个文化遗存的主体文化因素和最具代表性文化因素的性质对该文化遗存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把握住主流文化才能把握其根本。这章主要通过对广富林遗存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鼎以及广富林遗存主体器物罐、豆、瓮、盆、钵等的文化因素分析,并辅以对其他出土器物杯、器盖、鬶、壶、觑、盉等的分析,把握广富林遗存出土器物的物质文化特征。本文认为广富林遗存鼎在早期阶段受良渚文化影响较大,外来文化如王油坊类型因素影响较小,到“广富林期”时外来文化因素加重,良渚文化因素比例减少,外来文化的冲击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各种文化因素逐渐融合而成广富林遗存富有特色的鼎。广富林遗存陶罐主要有四种文化因素的存在,分别是王油坊类型因素、南方印纹陶因素、当地传统良渚文化因素、自身因素,从广富林遗存出土陶罐的数量来看,以南方印纹陶因素、自身因素为主,良渚文化因素次之,王油坊类型因素占的比重较小。而广富林遗存豆主要是外来文化因素介入的结果；此外,筒形杯、盆、袋足鬶、覆碗形器盖、钵、瓮、壶等器类在器物形制上受到了王油坊类型比较深远的影响；封口盉、平底鬶和敛口钵还受到了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以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传承于良渚文化：在多种文化交融的情况下还产生了如夹砂钵形釜(器盖)、袋足器、甑、甗等广富林遗存特有的器物。第三章“广富林遗存的性质”。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富林遗存的定性,第一就是关于良渚文化晚期晚段遗存的认识,第二就是关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交流、传播以及通道的问题。本文基于现有材料,综合上文分析,认为广富林遗存主要有五种文化因素,王油坊类型因素、南方印纹陶文化因素、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因素、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当地传统文化因素、自身文化因素。在“钱山漾期”主要以当地文化为主,良渚文化对“钱山漾期”遗存影响较大,外来文化扮演着比较微弱的角色,而随着文明化进程的演进,至“广富林期”外来文化已经在广富林遗存中起主导作用,良渚文化对广富林遗存的影响已相对式微,外来文化的入侵有一个明显的加剧过程,而起主要作用的是王油坊类型,南方印纹陶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影响相对较弱,但两个文化对广富林遗存的影响也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而广富林遗存目前仍然显得相对单薄,不适合命名为“广富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