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来势汹汹。截止到目前,日本和美国部分州已经明确宣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其他国家虽尚未明示宣告,但在经济生产、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于2020年1月22日开始对武汉进行了全面的“封城”管理。虽然我国官方也没有宣布进入宪法上的紧急状态,但全国性的管控预防模式也使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紧张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面对全民抗疫形成的紧急状态之下,公民停产停工很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入贫”。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权。如何发挥该项权利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的作用,确保公民在面对突然发生的生存和发展危险时能够顺利主张和实现个人的物质帮助权,将成为此次疫情留给公民权利保护课题的全新思考和挑战。通过对国家紧急状态研究和定性,首先讨论类似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否应纳入到紧急状态的范围中,继而分析在该状态下如何充分利用物质帮助权来缓解和维护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类似情况造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如何确定统一且灵活的物质帮助权实现机制,使该机制既能够指导政府施加救助,也能引导公民个人适时申请帮助;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范围是否能够在特殊条件下得以扩大,即公民获取国家物质帮助的权利和公民福利权如何联系。通过以上问题的解决,本文将在新冠肺炎的视角下,形成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紧急状态下公民物质帮助权实现和保护的法律机制,这不仅是对新环境下人权保护的延伸,更关乎我国未来精准扶贫的成效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水平,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本文所涉概念的理清和辨析。首先需要明确两个概念——突发事件与国家紧急状态。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如何,此次新冠疫情事件应当如何定性。这一小节将体现本文的第一个创新点——国家紧急状态进行扩张解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突破传统概念的约束,讨论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国家紧急状态范围和内容能否发生适应性的改变,从而使各类危机、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都能够通过危难程度的划分,被囊括在紧急状态之中,获得统一的制度保障。其次讨论本文的中心对象——公民物质帮助权的概念。我们在权利概念本身上并不赘述,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权利的主体上。这里将通过与公民福利权的对比,来论证物质帮助权在主体上所具有的普遍性,这一结论是为公民个人灵活主张权利提供依据,同时也能对政府主动的救助行为提供一定的导向。第二章主要分析国家紧急状态下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怎样的。基于紧急状态的特殊性质,此时国家行政管理权力会发生一定限度的扩张,也就涉及到部分公民权利需要出于公共秩序的目的做出适当让步。在这种条件下,需要使公民物质帮助权保护与行政紧急权力相平衡,达到物质帮助权功能的最佳。第三章为制度的对比分析。通过中外国家紧急状态下公民物质帮助权保护模式和救济方式的对比,重点叙述我国现行的法律保护制度与欧洲、美国、日本等法治较为发达地区的差距,从中发现我国的缺陷和不足。第四章在上述三章论述的基础上,综合提出国家紧急状态下公民物质帮助权的法律保护模式的完善建议,重点针对我国的国情和未来发展定位,建立较为完善的国家紧急状态下的公民物质帮助权实现和保护法律体系,使公民在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紧急状态时具有充分的安全感和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