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阶段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到当代的《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曹禺的戏剧发生了巨大转变。作者开始更加关注作品的政治立场、主题意义和阶级观点,却放弃了最初出于本心的个体写作,也搁置了对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遵循和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提炼升华。曹禺戏剧的当代转变,是社会政治因素和作家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研究曹禺戏剧的当代转变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成因,从而对曹禺戏剧的当代转变作出评价。同时,本文更希望借曹禺的个案,来透视整个现代中国作家群体在当代的生存境遇。本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曹禺戏剧的当代转变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据此从作家心理、时间界点和评价三个方面作出相应的反思。同时,这部分还将简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所要采用的文学社会学、个体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第一章将客观描述曹禺在当代的政治选择与戏剧转变,因为后者的发生与前者的选择密切相关。曹禺在当代的社会活动体现了他的政治选择,包括他从政治“局外人”到政治“局内人”的转身,也包括他基于“人民立场”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向真理投降”。而这些政治选择又使曹禺在戏剧创作时,更加注重作品在政治立场、主题意义和阶级观点上的正确性。第二章主要从社会政治层面探究曹禺戏剧转变的外部推动力。共产党人的感召、毛泽东话语的激发和文学体制化的影响是一方面；“歌颂”“鲜明”和“工具”等政治意识形态对曹禺原有创作风格的矛盾推动是另一方面。第三章重点围绕曹禺自身的个性因素,探究其转变的内部动因。家国观念、“革命”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曹禺个体心境的变化是一方面；真诚而天真、胆小与拘谨和灵魂的苦闷等曹禺心理性格的影响是另一方面。第四章是对曹禺戏剧的当代转变的评价及反思。本章将从艺术评价体系的转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确信和执着,来反思曹禺戏剧的当代转变,而不再从“文学”或“政治”的价值尺度上对曹禺的创作变化进行好与坏的判断。因为只有当我们厘清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和知识分子的心理机制,才可能突破理论预设,真正查明曹禺戏剧转变的关键所在,也真正查明历史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