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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小说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小说多以战争为题材，小说主人公多为男性。海明威本人也被赞为“硬汉作家”。
对于这个“硬汉作家”，西方批评界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可分为文献研究，传记研究，影响研究，作品总体研究和单本作品的研究。而国内对海明威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在文本上入手，研究作品的主题、结构、写作特点、写作手法以及作品中的“硬汉形象”。杨仁敬、吴然等学者在海明威的研究中贡献突出。对作品中一向被忽略了的女性角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却硕果累累。例如戴桂玉教授一直从事着对海明威的女性角度研究。
因为海明威的作品向来是以男性角色为中心的，所以，其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忽略成了评论界争论的焦点。有人称他为“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有人称他是“男性沙文主义的猪猡”，也有人说他带有“厌女情结”(misogyny)。女性主义者们则大多持“反海明威”(anti-Hemingway)的态度，认为海明威的作品中对女性人物的刻画着实存在不足，而这种不足则反映了作家对待女性的不正确的态度。
本文采用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他者”理论来分析海明威三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揭示女性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波伏娃认为，女性从一生下来开始就因其特定的生理特征而具有了被边缘为男性的“他者”地位，而后来的社会道德理念、文化知识等因为都服务于旧的父权社会而成为桎梏女性“他者”地位的牢固枷锁。男性永远都立于社会和家庭的中心地位，是女性的主宰，对女性的命运具有决定权。男性是具有“性”与“性别”双重身份的个体，而女性则只存在与她们的“性”身份之中，“性别”对她们没有意义，因为在后天的社会中女性被禁锢在她们的生物学身份下，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性别”的形成环境缺失。所以她们只能作为“第二性”存在。波伏娃同时指出，作为美国文学根基的《圣经》中的“伊甸园的神话”也为父权制提供了坚强的护卫，另一方面也成了束缚女性的第三道枷锁。
本文着重对海明威三部对女性角色刻画颇具特点的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人物进行分析，再现当时女性在“生理、父权、神话”三重枷锁下的“隐忍、挣扎与反抗”。
女性的第一重枷锁—女性的生理特征。根据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著名著作《第二性》中对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的分析，女性的生理特征成为使女性变为男性“他者”的根源。女性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生育的生物机能，而这一机能决定女性有怀孕和生产的必须。怀孕和生产本身就是带有危险的过程，尽管如此，它们对女性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职责。男性的生理特点使他们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成为女性生命危机的直接赋予者。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恰好描写了这样的一位女性凯瑟琳·巴克利。
作为被海明威理想化了的女性，凯瑟琳在小说中一直处于一种“隐忍”的状态中。她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作为女人的痛苦—失去她的第一个爱人。传统观念深重的凯瑟琳将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她的爱人身上，他的死使她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亨利的出现使她得到了一丝慰藉，看到了失去的爱情带走的希望。然而，爱情不是女人的专利，为爱而死偏偏为女人而设计，等待凯瑟琳的是女人不可逃避的责任与命运——怀孕与生产以及它们本身所蕴含的生命的危机。她最终没能逃脱作为生理意义上的女人的枷锁而死在了产床上。
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的女性角色布莱特·阿什利是个一直处于挣扎中的女性。她身上最明显的枷锁来自于父权社会和父权信仰。小说一开始就剥夺了她作为生理女性的意义，因为作家海明威为布莱特安排了一个没有性能力的情人杰克·伯恩斯。所以她的挣扎的真正意义在于要挣得一种社会意义的认同或身份。即波夫娃所说的“性别”(gender)。然而男权社会是不会让她如愿以偿的。虽然围在她身边的男人们将她追捧，爱慕，但他们都是以他们男性的方式和信念来对待她，所以在他们眼中，布莱特既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女人，也是个引诱男人变成猪猡的女妖(Circe)。他们试图改变她，用他们的“圣经”—父权信仰。布莱特试图接受，但没有成功，因为那带给她更大的痛苦和挣扎。最终她放弃了，重新回到了伯恩斯的怀抱。那个怀抱对女性来讲与其说是归宿，不如说是逃避。
海明威的遗作《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中的女性凯瑟琳是个集众多争议与一身的女性角色。因为这部小说从标题到内容都充分显示了《圣经》中的神话传说，凯瑟琳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被神话枷锁所束缚的女性形象。这个凯瑟琳是个女性意识很强的女性，她有着跟男人平等的强烈愿望并为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剪短发、喝烈酒、与丈夫交换角色、交女朋友、烧毁丈夫的手稿，这一切都是她内心对男女平等强烈要求的外在表现。但是，正如所有的神话中女性都是基于男性的要求而创造出来去维护男性意志一样，凯瑟琳的反抗与斗争在这部小时中是不会以胜利收场的。女性再一次被牢牢锁在男性的神话枷锁中。
通过以上分析，海明威这三部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体现了当时女性在三重枷锁下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女人们争取她们应有权利的艰辛历程。女性要改变她们作为男性“他者”的命运只有单独的斗争是不够的。对海明威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分析可以深层次地看到女性当时的状况，对当代女性问题的解决也是颇具参考意义的。
对于这个“硬汉作家”，西方批评界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可分为文献研究，传记研究，影响研究，作品总体研究和单本作品的研究。而国内对海明威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在文本上入手，研究作品的主题、结构、写作特点、写作手法以及作品中的“硬汉形象”。杨仁敬、吴然等学者在海明威的研究中贡献突出。对作品中一向被忽略了的女性角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却硕果累累。例如戴桂玉教授一直从事着对海明威的女性角度研究。
因为海明威的作品向来是以男性角色为中心的，所以，其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忽略成了评论界争论的焦点。有人称他为“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有人称他是“男性沙文主义的猪猡”，也有人说他带有“厌女情结”(misogyny)。女性主义者们则大多持“反海明威”(anti-Hemingway)的态度，认为海明威的作品中对女性人物的刻画着实存在不足，而这种不足则反映了作家对待女性的不正确的态度。
本文采用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他者”理论来分析海明威三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揭示女性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波伏娃认为，女性从一生下来开始就因其特定的生理特征而具有了被边缘为男性的“他者”地位，而后来的社会道德理念、文化知识等因为都服务于旧的父权社会而成为桎梏女性“他者”地位的牢固枷锁。男性永远都立于社会和家庭的中心地位，是女性的主宰，对女性的命运具有决定权。男性是具有“性”与“性别”双重身份的个体，而女性则只存在与她们的“性”身份之中，“性别”对她们没有意义，因为在后天的社会中女性被禁锢在她们的生物学身份下，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性别”的形成环境缺失。所以她们只能作为“第二性”存在。波伏娃同时指出，作为美国文学根基的《圣经》中的“伊甸园的神话”也为父权制提供了坚强的护卫，另一方面也成了束缚女性的第三道枷锁。
本文着重对海明威三部对女性角色刻画颇具特点的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人物进行分析，再现当时女性在“生理、父权、神话”三重枷锁下的“隐忍、挣扎与反抗”。
女性的第一重枷锁—女性的生理特征。根据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著名著作《第二性》中对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的分析，女性的生理特征成为使女性变为男性“他者”的根源。女性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生育的生物机能，而这一机能决定女性有怀孕和生产的必须。怀孕和生产本身就是带有危险的过程，尽管如此，它们对女性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职责。男性的生理特点使他们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成为女性生命危机的直接赋予者。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恰好描写了这样的一位女性凯瑟琳·巴克利。
作为被海明威理想化了的女性，凯瑟琳在小说中一直处于一种“隐忍”的状态中。她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作为女人的痛苦—失去她的第一个爱人。传统观念深重的凯瑟琳将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她的爱人身上，他的死使她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亨利的出现使她得到了一丝慰藉，看到了失去的爱情带走的希望。然而，爱情不是女人的专利，为爱而死偏偏为女人而设计，等待凯瑟琳的是女人不可逃避的责任与命运——怀孕与生产以及它们本身所蕴含的生命的危机。她最终没能逃脱作为生理意义上的女人的枷锁而死在了产床上。
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的女性角色布莱特·阿什利是个一直处于挣扎中的女性。她身上最明显的枷锁来自于父权社会和父权信仰。小说一开始就剥夺了她作为生理女性的意义，因为作家海明威为布莱特安排了一个没有性能力的情人杰克·伯恩斯。所以她的挣扎的真正意义在于要挣得一种社会意义的认同或身份。即波夫娃所说的“性别”(gender)。然而男权社会是不会让她如愿以偿的。虽然围在她身边的男人们将她追捧，爱慕，但他们都是以他们男性的方式和信念来对待她，所以在他们眼中，布莱特既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女人，也是个引诱男人变成猪猡的女妖(Circe)。他们试图改变她，用他们的“圣经”—父权信仰。布莱特试图接受，但没有成功，因为那带给她更大的痛苦和挣扎。最终她放弃了，重新回到了伯恩斯的怀抱。那个怀抱对女性来讲与其说是归宿，不如说是逃避。
海明威的遗作《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中的女性凯瑟琳是个集众多争议与一身的女性角色。因为这部小说从标题到内容都充分显示了《圣经》中的神话传说，凯瑟琳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被神话枷锁所束缚的女性形象。这个凯瑟琳是个女性意识很强的女性，她有着跟男人平等的强烈愿望并为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剪短发、喝烈酒、与丈夫交换角色、交女朋友、烧毁丈夫的手稿，这一切都是她内心对男女平等强烈要求的外在表现。但是，正如所有的神话中女性都是基于男性的要求而创造出来去维护男性意志一样，凯瑟琳的反抗与斗争在这部小时中是不会以胜利收场的。女性再一次被牢牢锁在男性的神话枷锁中。
通过以上分析，海明威这三部小说中的三位女性体现了当时女性在三重枷锁下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女人们争取她们应有权利的艰辛历程。女性要改变她们作为男性“他者”的命运只有单独的斗争是不够的。对海明威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分析可以深层次地看到女性当时的状况，对当代女性问题的解决也是颇具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