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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2019年1月)的癌症统计数据显示,结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发病率在女性和男性患者中分别位列第三位和第四位。虽然目前抗肿瘤治疗的发展迅速,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治疗手段的综合应用使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期得到延长,但是,总的获益仍然有限,尚不能满足人们对于预后的期待。目前对于肿瘤的研究已经进入基因和分子水平。探索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寻找抗肿瘤治疗新靶点也已成为了目前肿瘤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Amot(血管生成抑制素结合蛋白)是血管生成抑制素的受体之一,可参与生理性及病理性血管的生成,还可影响肿瘤血管的新生。并可通过Hippo-YAP信号通路在不同的恶性肿瘤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大多数肿瘤中发挥癌基因的作用,而在肺癌、卵巢癌中则起到抑癌基因的作用。MIG-7(迁移诱导蛋白7)是肿瘤血管生成拟态(vasculogenic mimicry,VM)的重要调节因子,可增加肿瘤细胞的可塑性变化,促进细胞外基质重塑。MIG-7的高表达还与肿瘤的侵袭性有关。此外,MIG-7还具有作为肿瘤标记物的价值。MMP-2(基质金属蛋白酶2)是MMPs家族的重要成员,主要功能是水解基底膜,基底膜的降解即是肿瘤侵袭转移的首要条件,也为肿瘤血管新生过程中的内皮细胞迁移打开通路。目的:通过检测Amot、MIG-7及MMP-2在结肠癌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索:(1)三者在癌组织与癌旁正常组织中表达的差异;(2)三者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3)各个因子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借以判断Amot、MIG-7及MMP-2是否可为评判肿瘤恶性程度及评估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依据。并为结肠癌治疗潜在治疗靶点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病理科存档的70例结肠腺癌的癌组织及对应癌旁组织蜡块。并进行相关临床病理资料的采集,资料采集内容包括: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直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及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所有患者术前均未行全身治疗(化疗、靶向治疗等)。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Amot、MIG-7及MMP-2在结肠癌及癌旁组织中表达强度并观察阳性定位。使用SPSS 19.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三者的阳性率在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是否存在差异;各因子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资料是否有关;并运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判断三个因子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检验标准取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观察Amot、MIG-7及MMP-2在结肠癌组织和癌旁结肠组织中的表达情况Amot、MMP-2的阳性免疫染色位于细胞质,MIG-7阳性染色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三者阳性表达均呈棕黄色。(1)Amot在癌组织中的阳性率为58.6%(41/70),显著高于癌旁组织中的31.4%(22/70),(χ~2=10.418,P<0.001);(2)MIG-7在癌组织中阳性率为61.4%(43/70),而在癌旁组织中未发现MIG-7阳性表达0.0%(0/70),差异显著(χ~2=62.062,P<0.001);(3)MMP-2在癌组织中的阳性率为70.0%(49/70),高于癌旁组织的阳性率4.3%(3/70),(χ~2=64.738,P<0.001)。三者在癌组织中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应癌旁组织。2.探讨Amot、MIG-7及MMP-2与结肠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1)Amot与中低分化程度(χ2=4.769,P=0.029),淋巴结转移(χ2=10.213,P=0.001)有关;(2)MIG-7及MMP-2与中低分化(χ2=4.884,P=0.027;χ2=8.230,P=0.004),浸润深度(χ2=11.444,P=0.001;χ2=21.089,P=0.000),淋巴结转移(χ2=8.419,P=0.004;χ2=6.679,P=0.010)关系密切。而在分析其他临床病理资料与三个因子的关系时,则未发现差异性表达(P>0.05)。3.分析癌组织中Amot、MIG-7及MMP-2的相关性(1)Amot与MIG-7之间呈正相关,r=0.466(P<0.001);(2)Amot与MMP-2之间呈正相关,r=0.589(P<0.001);(3)MIG-7与MMP-2之间呈正相关,r=0.506(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Amot、MIG-7及MMP-2在结肠癌组织中的阳性率均远高于癌旁正常组织,且三者在中低分化组及淋巴结转移组的阳性率更高,提示三者的表达与结肠癌恶性程度关系密切。此外,MIG-7及MMP-2还与浸润深度有关,在T3、T4时,表达水平更高,表明二者的高表达往往还提示结肠癌的高侵袭性。Amot、MIG-7及MMP-2的阳性表达彼此之间均呈正性相关,提示三者可能在结肠癌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潜在的联系。故联合检测三者的表达水平可能会对判断肿瘤恶性度及评估临床预后提供参考依据。并为抗癌药物新靶点研发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