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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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对于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法律环境的不同,公司在具体组织形式、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公司治理研究在经历了探索研究阶段(1978-2000年)、基础研究阶段(2001年-2008年)后逐渐深入,但研究内容和方法仍以内部治理、实证研究为主(李维安等,2019),在外部治理和案例研究等方面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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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对于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法律环境的不同,公司在具体组织形式、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公司治理研究在经历了探索研究阶段(1978-2000年)、基础研究阶段(2001年-2008年)后逐渐深入,但研究内容和方法仍以内部治理、实证研究为主(李维安等,2019),在外部治理和案例研究等方面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治理机制开始受到关注,同时大股东掏空等事件的频发使得作为外部治理要素的中小投资者逐渐被重视,但中小投资者利益遭到侵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从文献发展的脉络来看,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依旧是实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键点,而由于各个企业权力失衡的异质性,利用案例研究来提供经验证据显得十分必要。同时,权力失衡在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风险暴露不明显,并购场景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本文以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的视角,重新解释并梳理了暴风集团和光大资本联合成立上海浸鑫并购基金收购MPS公司的失败案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失去制衡的大股东权力可能引致的系列企业治理风险,这种风险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充分暴露,并最终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发现:暴风集团的权力失衡主要表现在大股东“多职合一”所引发的公司治理权力代理机构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监事会职能虚化,失去了对大股东权力的制衡作用。因此,暴风集团在权力失衡的状况下所发起的并购暴露了诸多风险,包括并购事前并购标的选择盲目,并购事中的并购行为多有不合规以及并购事后的管理不善,最终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本文对于其内在机制的解释为:一方面,法律规章的不明确、追责机制不完善以及创始人过强的控制倾向和个人权威容易模糊公司治理机构权力的边界,“人制”替代了企业正式的治理制度;另一方面,中小股东消极行权对于大股东权力失衡也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理论上看本文以暴风集团为例进行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在并购场景下,研究公司治理权力失衡与投资者保护的完整分析框架,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丰富了现有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Shleifer and Vishny,1997;La Porta et al.,1998,2000,2002;Johnson et al.,2000;张维迎,1996;白重恩等,2005;李维安等,2019)。其二,从实践上看本文为企业改善治理结构提供了分析、改进的模板;为政府、企业促进投资者保护提出了建议,并对中小投资者起到了警示作用;同时,在并购热情不减、并购基金频出的现状下,对并购基金的安全运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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