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是人类生存中的普遍现象,正如荷兰著名学者赫伊津哈所说,文化是在游戏中产生并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因此,游戏成为了许多思想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德国美学家席勒就是在前人尤其是康德“游戏”概念的基础上,围绕艺术本质这一主题,以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模式和理性视野开启了游戏理论的新视角,成为了西方美学史上对“游戏”进行专门研究之第一人。席勒“游戏说”拥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康德的“游戏”概念对席勒影响很大。康德通过“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来解读美和美的艺术,强调主体性的自由,这成为了席勒“游戏说”的源头。席勒虽继承康德的“游戏说”,但并不盲从。他克服康德的主观片面性,使之更加客观化、现实化,并且大加拓展和丰富,从而使之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席勒认为,自由分“非审美自由”和“审美自由”,相应地,游戏也就分为“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而审美的游戏才是真正的游戏。他认为人身上有两种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因素——状态和人格,它们使人产生了感性本性和理性本性。感性本性需求绝对的现实性,理性本性需求绝对的形式性,而人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必会受到两种冲动的驱使,即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而二者无论哪一方都会把人引向“歧途”,只有二者相结合的产物——游戏冲动才会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才能实现美。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席勒“游戏说”是艺术起源论,但从他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的“游戏说”属于艺术本质论。席勒“游戏说”虽贡献巨大,但不是终点。后世的美学家仍不断探究这一论题,伽达默尔便是突出的一位。伽达默尔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进一步发展了“游戏”理论。席勒认为游戏的主体是游戏者,而伽达默尔却坚持应是游戏本身。席勒并不重视游戏观赏者的积极作用,而伽达默尔却把观赏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席勒“游戏说”的主要不足,在于强化了“游戏”的社会功能,而弱化了“游戏”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