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家庭的发展,家庭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是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前提。因此,关注家庭发展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最新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深度转型阶段,要注重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立家庭发展政策。另外,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和出台的诸多举措,也都在不断强调要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注重家庭发展。最新的有关国家流动人口的发展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总数量已超过两亿人,虽然与上年相比有一定减少,但是总体规模依然庞大。而作为流动人口中主流群体的农民工是推动国家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化迁移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聚焦于农民工群体,借助劳动过程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构建理论框架,利用2016年和2017年针对厦门市和长沙市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机制来分析职业地位的变化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地位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具备复杂性,不同的迁移阶段影响机制不同。首先,监督者身份既可以带动配偶随迁,也可以带动子女随迁;而技术人员的带动能力仅体现在配偶随迁阶段。其次,在配偶随迁阶段,就业政策的可及性体现了显著中介效应,监督者身份因享受到就业政策的益处会加速其将配偶带入城市;在子女随迁阶段,制度身份政策的中介效果显著,监督者身份更易通过制度身份政策带动子女随迁,而技术人员因无法享受制度身份政策阻碍了其将子女带入城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群体家庭化迁移的过程,一方面彰显了社会流动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另一方面,职业地位的差异性,社会政策覆盖范围的大小,都在不同层面上制约着着农民工家庭的迁移能力。因此,有必要改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政策机制,出台更公平和更有针对性的举措,促进和实现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