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诸如1994年“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以及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许多国有企业转型为股份制公司,已经初步促成了国企经理人的薪酬市场化进程。而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高管薪酬的制定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在企业竞争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背景下,技术创新更是企业维持长期竞争优势、保持业绩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激励高管的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创新活动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无限制的高管薪酬飞涨问题也值得注意,我国自市场经济起步以来,高管天价薪酬的现象就层出不穷。就这个问题,我国1992年起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从200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到2015年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都显示了我国调整高管薪酬制度的决心。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薪酬水平着手,探究其对于企业创新投入以及产出的影响。同时,本文引入2015年“限薪令”作为外生事件,在尝试解决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的同时,研究该政策是否有效,并且对其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作出推测与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针对2015年我国“限薪令”,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结果表明“限薪令”的确发挥了作用,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在政策实施后有所下降;限薪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的企业研发投入相较于民营企业下降了,而创新产出较于民营企业却上升了;高管薪酬在2015年“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之间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同时,“限薪令”还通过影响两职合一的高管积极性,影响到企业创新,国有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兼任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在“限薪令”后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