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商事交易的繁荣与资本市场创新的驱动,以资管计划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产品发展迅速且日趋复杂。一方面,资管计划作为投融资工具满足着资本市场各方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其更多的是开始跳出交易客体的范畴,以交易主体身份参与着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活动,进行着主体化尝试,并呈现出客体主体化趋势。在客体主体化趋势下,以合同观点界定与认识资管计划的法律属性日渐呈现出“力所不逮之疲态”,更使资管计划定性陷入客体还是主体、合同还是组织的纠结之中,阻碍着资管计划的主体化实践。在此背景下,应重新认识资管计划的法律地位,尤其是看到其法律关系上的“主体化”特征。在学理层面上,资管计划复杂的合同安排与结构设计使得其具有资产隔离与内部治理的特质,形成了独立财产与独立意思,并表现出商主体所具备的营利性、营业性,具备成为法律主体的要素与逻辑。在实践层面上,赋予资管计划独立主体地位则有着较为强烈的现实需求,能够确保受托财产在法律上的独立性、理顺资管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明确证券市场证券权力行使并在税法上完成资管计划的纳税要求等。因此,我国法律尤其是商事法律应及时对资管计划的客体主体化趋势进行因应调适,在坚持商事自由与制度约束的再平衡理念下,一方面,应承认资管计划的非法人组织地位,创设特殊商主体这一类型以拓补我国商事组织体系,重塑资管计划登记制度的私法价值;另一方面,则应强化资管人的信义义务,赋予非强制性规则,完善金融监管规范以缓解资管计划组织化后可能产生的刚性约束及潜在风险。除引言及结语,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提出客体主体化趋势下资管计划的法律地位困惑。首先对资管计划的内涵、样态进行了梳理,提出资管计划的“客体主体化趋势”这一概念,并阐述在客体主体化趋势下资管计划的法律地位困惑。第二章旨在厘清客体主体化趋势下资管计划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其主体化的学理逻辑,即资管计划具备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可能性。第三章则以客体主体化趋势下资管计划主体化的必要性论证为题,讨论了在法律层面上认可资管计划独立主体地位的必要性,尤其论述了承认资管计划主体化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及对商法规则的完善作用。第四章以法律构造为核心,着重论述了客体主体化趋势下,法律对资管计划主体化的因应调适,设计了资管计划主体化的具体落实路径与配套制度,以最终实现资管计划从交易主体向法律主体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