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的民族民主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最终拥有现代人权夯实了基础。“人权”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就可以诠释，它更多地是向文化领域蔓延。参加文化生活权利，作为文化权利的核心，同时也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然应当得到各国的重视。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共同分享文化成果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为新中国建立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村居民，在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享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尽人意以及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在我国，尚处于权利发展的“襁褓期”，足以表明我国探索寻求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识到我国同国际社会在保障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差距，结合实证分析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寻求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出路。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基础理论。本章的内容包括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定义，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法律属性以及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意义。二是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章立足中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实际情况，深刻探析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三是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建议。本章针对第二章分析的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刻认识到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重要性。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实现与否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用法律对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加以确定并对其进行保护是当代法治社会崇尚权利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从应有人权，到法定人权再到实有人权过渡的必经之路。二是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出发，构建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法律保障的模型。法律运行的路径决定了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法律保障应当立足于实践，遵循从权利的创制，到权利的实施，再到权利的适用的发展原则。如此下去，我国农村居民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实现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