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德语地区文学和艺术理论的创新达到了一个高峰。旧的艺术创作方式强调对客观对象的模仿,而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内心世界的表达,这导致了一场审美范式的转变。图像和文本之间的稳定联系受到了音乐和文本之间新关系的挑战。尤其是在早期浪漫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音乐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级的媒介,其对音乐的狂热偏爱成为这场审美范式转变的见证。许多作家在不同场合提出,音乐甚至可以成为评价和指导文学创作的模范艺术,从而形成了某种音乐诗学。由于音乐和文学实际上属于不同的艺术类型,以文字为基础的音乐化文学或诗歌如何可能,以及二者的联合应当服务于何种目的,是本论文希望回答的两个主要问题。因此与之相应,本文将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分别关于音乐诗学的表现以及其被表现者。音乐诗学必须通过音乐性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实现这一事实来取得合法性。在第二章中,在媒介间性理论的帮助下,本文分析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方式受到音乐影响的具体案例,并由此确定,在早期浪漫派的作品中主要有三种方法可以将语言艺术音乐化。第一种被称为语言的接近,即对音乐特性的化用。例如,使用一种特定的诗歌语言造成意义上的不稳定,如同音乐的效果一样。第二种则是结构的编排。它是指,通过模仿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对情节进行艺术化的安排,例如规定一部小说是如何从不和谐开始,而在和谐中结束的。最后一种被称为通感的描写。为了在文学作品中插入一段音乐,作者选择间接地去描述音乐能够激发的幻想,而不是音乐本身。第三章作为过渡章节,揭示了早期浪漫派对语言的批判是音乐诗学的一个预设前提。对散文化的、堕落的现代日常语言的批评,与早期浪漫派的三段论历史观相联系,从而要求恢复原始时代诗意的、音乐性的语言。因此,音乐性有充分的理由被理解为等同于诗性。第四章接着论述了音乐诗学中的被表现者,即音乐的特殊潜力。音乐,或音乐化的诗歌,适合表达人类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象征着世界的秩序,从中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型。受黑格尔美学中对音乐理解的启发,情感-形而上学模型将音乐描述为这样一种艺术:精神,作为无对象的内在,在其外在的、却脱离了空间感性的对象化中寻求其纯粹的主体性,并回归到自身。然而,与谢林的艺术哲学相对应的宇宙论模式则将音乐理解为一种具有与创世神话相同结构的艺术,因为作为理念与实在的统一体,它因其无身体性而最能象征两者的绝对同一。这两种模型似乎互不相容,但奇怪的是,它们却同时适用于早期浪漫派的诗学。它们的结合只有在考虑到早期浪漫派的哲学诉求,即主观精神与客观自然的统一,才能理解,其音乐诗学的目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