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文献为主,在汉初文化的大背景下,全面考查了《淮南子》的作者、产生的学术背景、思想渊源及其文学成就,力图给以客观评价。第一章《刘安其人与〈淮南子〉》,认为《淮南子》作于景帝末年至武帝初年的说法是成立的,刘安不只是《淮南子》的主编,大部分内容当出于他本人之手。刘安“谋反”的罪名不能成立,其灭亡是汉武帝解决诸侯国问题的必然结果,“谋反”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淮南子》创作的初衷,就是探讨社会治乱兴亡的规律,找出人生吉凶祸福的根源,建立一套系统的学说,这与西汉初年的时代思潮有关,而藩国文化的繁荣直接推动了这一动机,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第二章《汉初学术杂家化和〈淮南子〉的产生》,认为《汉书·艺文志》对《淮南子》“杂家”的定性是准确的。“杂家”作为诸子中之一家,是先秦以来学术发展的必然。西汉初年是一个思想大整合的时期,学术上具有明显的“杂家化”倾向。在思想融合的过程中,各家所处的地位是不平衡的,汉初思想的合流主要以道、儒两家为主。黄老学流传极广,是主流思想之一;儒学发展也十分迅速,尤其是文、景时期,儒学开始高涨,为汉武帝最终独尊儒学奠定了基础。《淮南子》就是在这种时代思潮下产生的一部“杂家”著作。可以说,《淮南子》既是先秦以来学术杂家化的正常发展,又是汉初思想融合的产物,反映了汉初由黄老之学向儒学的过渡。第三章《〈淮南子〉思想探源》,通过对《淮南子》引用前代典籍情况的分析,具体指明其思想资料来源。可以看出,它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十分广泛,《汉书·艺文志》所分的六类中,它都引用到了。对《淮南子》几个主要方面的思想分析也证明,其思想还是较为系统的,并非想象的那样杂乱无章,这些思想融合了各家之说,具有明显的包容性。第四章《〈淮南子〉的文学成就》,分析了《淮南子》文学成就的几个方面,具体体现在: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既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又使得它具有了很强的文学意味;语言艺术高超,文章生动,具有鲜明的赋体特征,骈俪色彩浓厚,是骈体文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对先秦寓言艺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总体结构完整,反映了文章学的进步。在汉代文学的百花园中,《淮南子》是一种异样的花朵,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第五章《〈淮南子〉研究述论》,论述历代《淮南子》的研究状况,认为汉代是《淮南子》研究的奠基阶段,许慎和高诱两家注,使《淮南子》免遭失传的厄运,为后人研究《淮南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魏晋直至明代,《淮南子》的研究趋于沉寂,主要成为各种类书引用的对象,只有一些零星的评论还较具价值。清代,随着乾嘉学的兴盛,学者们做了大量考据性工作,基本上扫清《淮南子》的文本障碍,《淮南子》研究得以复苏。民国以后,《淮南子》研究逐渐转移到义理的阐述,八十年代之后,则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有关成果主要集中本时期。另外,港台和海外《淮南子》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