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被誉为是一座无法估量的民族学的宝库。与其全译本相比，前人对节译本的研究鲜有触及，而它们却是构成《红楼梦》翻译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译者在节译这部旷世杰作的过程中会受到哪些意识形态、赞助人甚至诗学的影响，译者们是否会给译本戴上“西洋镜”，译本之间存在何种差异？类似的研究尚未得到广泛推广。随着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被重视起来，逐渐形成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作为文化学派的代表，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框架，结合具体实例，对比分析《红楼梦》的两个相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的节译本(即1958年库恩-麦克修姐妹节译本和1958年王际真节译本)，研究译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赞助势力和诗学的操控，以及译者是否受到自身文化立场的影响而改变了译文中某些文化专项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1）库恩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来自赞助人在翻译时限和资助力度上的双重制约，并受到批判现实主义诗学观的影响，导致译本的结构变化和篇幅局限。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译者对文中某些人物形象和情节加以删减甚至扭曲，以满足译语读者的欣赏喜好。（2）王际真的译本同样受到赞助势力的制约，所不同的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王际真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某些文化专项多使用异化手段，尽可能保留原本的中国文化色彩，竭力把中国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本文希望丰富《红楼梦》节译本的研究。此外，这两个译本来自两个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此研究有助于理解他们处理文化信息的不同态度和价值观。最后，本文的研究成果印证了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转换，翻译活动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甚至译者自身文化立场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操控和制约。